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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的反抗者》---林语堂

《孤独的反抗者》---林语堂

作者: 麦穗呀 | 来源:发表于2018-01-12 15:33 被阅读0次
    《孤独的反抗者》---林语堂

    初识林语堂应该是赵薇和潘粤明出演的《京华烟云》,当时只知那是一部关于民国,关于抗战的影片,集科学与理性于一身的孔立夫与散发道教随性包容气质的姚木兰代表作者思想的两个层面。从这篇文章中才得知作者把自己的身影与思想赋予中孔立夫身上,书生意气,能言善辩,以“穷人之子”而倍感骄傲,这也奠定了以后写作的基础。

    林语堂,是文学上独特的人物,年轻时深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但其对中国文明的信仰和宣传却是他文字宣传的主轴,他曾经这样形容自己对中西文化的了解:

    我的教育只完成了一半,因关于本国和外国仍有好多东西是要苦心求学的,而样样东西都奇妙的很。我只得有一知半解的中国教育和一知半解的西洋教育。

    除了林老的人文关怀和民族立场,对他印象最深的可能是他的信仰,在他的人生中有着一段自我放逐与回归的过程,在林老眼中,教会给予他读书的机会,而西洋传教士是新知识的代表,是启蒙者的角色,这也奠定了林老后来出国留学的基础,但是却对中国文化相知甚少,当有了一定的人文主义基础,产生了精神上的游走。

    林语堂指出:科学是对生活的好奇感,宗教是对生活的尊敬,文学是对生活的想象,艺术是对生活的品味,而哲学是对生活的态度。宗教既不高于一切,但也并非可有可无,它与科学、文学、艺术及哲学地位等同,是人们发现生活、认识生活并更好生活的途径之一。

    他之所以脱离基督教,是体悟到善待他人并非只是基督徒的行为,而是有心向善的人类所共有的认识。由于他对基督教种种形式及教条产生质疑,他开始了如奥德赛般的探险来寻找精神家园。当对儒释道进行一番研读之后,他犹如游子归家,重回基督教的怀抱找回心灵上的宁静与安详。

    林语堂在宗教上的游走与回归深受当时时代的影响,国家命途多舛,世界饱受战乱的侵害,而后又面临世界政治及经济格局发生巨大转型。经历了工业革命的国家享受着财富并产生向外扩展的野心,使世界陷入弱肉强食的局面。中国知识分子除了愤怒也倍感屈辱,林语堂因在北京,受到情绪上的感染,产生了脱离代表列强利益的基督教而成为一个无所束缚的人的愿望。

    他当时的状态颇像“跳出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但依然具有佛性的孙悟空。他反抗军阀政府而上街向镇压游行的警察掷石头,反抗蒋政府的独裁而发表政论文章讽刺当道,反抗日本侵略及英美帝国主义。反抗假道统时有意将圣人平民化,在反抗西方文明的侵害时提倡 重塑民族精神……但是当林语堂的反抗并未使世界的发展走上自己当初所设想的道路时,最终,他领悟到人需要建立信仰,“需要与一种外在的,比人本身伟大力量相系”。因此,在人文主义精神拯救世界的理想破灭后,他更加相信宗教精神的强大而重拾基督信仰。

    人们因了解了十分之一及百分之一,而自负地认为自然科学可以解决或者解答宇宙的所有问题不仅无知也很荒谬,人们的这种自大傲慢导致反科学化,并丧失道德信念:

    我不以为今天道德信念的消失是因为自然科学的进步;倒不如说因为社会科学在方法及展望上模仿自然科学的趋势。任何科学家都可以告诉你自然科学只问真假,不问善恶或是是非。

    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信仰的世界,一个道德犬儒主义,而正当的人类理想崩溃的世界。我们所有人都要为人类理想的崩溃付出代价。以我们因为改良这个世界来提高生活标准而接受种种观念而论,及以现代思想家建议用经济的设施来解决社会的病态而论,整个看起来说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唯物主义的时代是不错的。

    如林语堂所说,他的宗教之旅是在宇宙大花园中徘徊,根据自己的人生体验,从个人感受出发,寻找认识上帝的途径。在路途中,他了解了儒释道精神,认识了自然科学的局限性,又曾于自由主义,人文主义为伍,并因从未放弃对上帝的信仰而无法认同共产主义。正如林语堂早年在致胡适的信中所说:

    境地改人的观念,比人的观念改境地的多。

    除了经过信仰挣扎的林语堂,在抗战中,他是战时在海外的中国代言人,而非抗战的观光客。无论身在何处,中国社会及局势都牵动着他的思绪,无论写作还是演讲,都从民族的立场的角度出发反抗列强,反对帝国主义。

    老的叶子一片一片地掉了,新的蓓蕾已然长出来,精力足,希望大。

    话又说到《京华烟云》,有些人已经看过,浅意上认为是一本言情小说,其实不然,而是一部向西方宣传中国,宣传抗战的反战小说。

    通过小说,报纸上战争受害者的数字才能具体化,因为数字无法引起人们感情上的共鸣,唯有具体的故事才能使他们产生对个体生命的尊重;通过小说,人们跨越种族与国界,对他国遭遇的侵略及人民受到的璀璨与迫害感同深受。

    一直以来,中国国内不少知识分子指责林语堂在日本侵华期间滞留美国不回国参加抗战工作,并因此贬低后者在文学界的地位及作品的现实意义。当时的他有三种选择:一是留在美国,不问国事;二是回国与国人共患难,书写反侵略文章,但是当时国内并不缺乏这类文章,他的中文书写所起到的作用也有限;三是继续留着美国,利用地理之便,借西方传媒制造国际舆论空间对日本口诛笔伐。林语堂的决定以及得到的效果无疑属于第三种选择。

    无论现代人如何评论,不管其他人的眼光,只要相信说走的路无愧于这颗赤子之心,无愧于脚下的这片热土,无愧于心中的信仰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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