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先生交往两年后,在新加坡举办了婚礼。
那两年,他基本每晚打来电话,聊他的故事我的故事,周遭的大事小事;每年会见两次,一次在新加坡,一次在中国。就这样,当彼此都认为了解对方,显现的缺点也都能接受时,决定共同生活。
结婚后的第一个周末,他从厨房的柜里拿出一套做饺子的工具:大面板和擀面杖,说想吃顿饺子。
这是他早就购买好的,他以为中国女人都会包饺子,所以他从未问过我是否会。
那一天,从中午开始,我就一直打电话给在厦门生活的夏姐,她是东北人。
从揉面、醒面、擀皮子......都在咨询。记得面醒好后,打给夏姐时,已是晚上七点多了,夏姐接到电话的第一句就是:“哎妈呀!还在包!”
这顿过后,我家的饺子皮都是买现成的,擀面杖再也没有拿出来过。
套用歌德的话:“我相信你,与你无关。”
不是吗?有时我们的爱与信任都与对方无关,归于我们的意愿和想象。
先生有很重的中国情结。在第一次去中国旅行前,他对中国的了解都来自长辈的叙述、媒体的宣传。
他买来中国的画报,上面有农民获得丰收,欢喜地抱着稻穗;油田工人手握钢钻、自信地眺望远方;孩子们红苹果的脸蛋、快乐的笑容;即使电影明星也是淳朴、善良的模样……
先生甚至将画报裁下,张贴在墙壁,仰之望之……中国,是他的乌托邦!
1986年,他和阿姨一家来到中国旅行。
当表弟看到杭州的模特穿着薄薄的丝绸在舞台上走猫步时,居然流泪说怎么中国也这样,先生这才发现,中国不只是他一个人心里的乌托邦。
但那次,先生没有失望。因为一个全程陪同他们的导游果断拒绝了全团游客自动凑齐的小费,金额有2千多人民币,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这是不小的数目。
导游不但不收,还说:“我为您们做的都是我应该做的。”
那时的大部分中国人心里,国家荣誉胜于一切。
后来,先生时常来到中国旅行。他目睹和感受着中国的变化。
社会的改变有时像个魔棒,人们在应变时会显现出自己的另一面。
家里的橱柜上有一卷不知名的字画,是先生在广东旅行时买的。说是当时被带去一间画室,被告知那是当代名家之画,要价不低。
乌托邦就这样和世界接轨了,神秘的面纱揭开,里面住的是凡人,有着一样的欲望。并且无可避免的,诱惑越多,丑陋的事就越多。
乌托邦在大多数老华校生心里破灭了。这种破灭不是清醒,反而化作了一堵墙,成了隔阂。
不是他们,怎能完全体会他们的心情?因为当年华校的突然关闭,他们积压的委屈痛苦或许让他们对华夏有更高的期盼。
可人生不就是这样:一根弦断了,另外三根也要继续演奏。在狮城的华人报刊、书籍、网站,看到不少老华校生的作品,他们文笔流畅、颇有文学功底。
他们或许依旧不能释怀当年华校的关闭,或许依旧不能接受中国的改变......他们自成山崖里的小溪,寂寞地流淌。
相比,每年春节一见的舅表弟,是另一种人生姿态。
他虽是英校生,但家里是传统的华人教育。不偏不倚、没有主义之分的他10多年前被新加坡公司委派到了中国。
第一次见到他时,在北京工作生活的他有点得意地卷着舌和我说话,他说北京的文化古迹太多,食物太丰富,他喜欢。
再见到他,他的公司迁去了上海。他笑嘻嘻地说因为雾霾,他南下。
他的老婆孩子都随他住在中国,舅舅舅妈每年也会去中国居住一段日子,舅妈见到我总会告诉我中国的见闻。
心打开时,生活就变得生动。
就如先生已不再期待一个会擀皮子的主妇了,因为我学会了卤潮州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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