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2年到1926年，鲁迅先生在民国政府的教育部共做了近15年的公务员，所任职位是“教育部佥事，并兼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1925年的时候，鲁迅先生以小小科长之位，和当时的教育总长章士钊打了一场大官司，而且还胜诉了。这在中国（不含港澳台地区）历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也足见鲁迅这位小小科长的牛气。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因北洋政府的江河日下，并不能全额拿到法定的工资。为了多赚点外快，鲁迅就到北京的多个大学兼职做讲师，这其中就有女师大。其时是1923年，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就是他推荐鲁迅到教育部任职的）刚好在女师大当校长，于是就邀请鲁迅来兼职讲课。鲁迅也因此遇见了后来成为他夫人的许广平同学。
1924年，教育部杨荫榆出任女师大校长，代替了许寿裳。杨荫榆在国外留学多年，并不了解此时国内的革命浪潮，而杨荫榆又是个理想主义者，且作风比较硬朗，很是强调学风，反对学生搞政治。可想而知，当时思想开放、爱国心切的女大学生们，岂能服从她这一套严肃死板的管理，于是矛盾渐现。这年秋天，因江浙战乱，有3名学生不能按时返校上课，杨荫榆就勒令她们退学。这就人神共愤了，女师大的学生们马上奋起反抗，发起了“驱羊运动”，要把这位校长赶走。在这个运动中，后来成为鲁迅夫人的许广平同学是一名积极分子，鲁迅本人也参与了此事。
都说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在学生们的几经折腾之下，杨荫榆觉得这个校长当得也太没意思了，于是向教育部提交了辞呈，当时的老虎教育总长章士钊（因主编《甲寅》杂志，故人称老虎总长）同意了杨的辞职。但是，一生不写白话文、提倡尊孔的章士钊，对于女师大学生的“不受检制，竞体忘形，啸聚男生，蔑视长上……学纪大紊，礼教全荒”，是很看不顺眼的，于是在国务会议上主张关闭女师大，另外成立国立女子大学。这下子就激怒了女师大的学生和教师了，鲁迅等6位教师宣布成立“女子师范大学校务维持委员会”，并由鲁迅出任委员兼总务主任。
大家知道，鲁迅这个时候是教育部的科长，而章士钊是教育部的部长，也就是说，章士钊是鲁迅的顶头上司。古人云官大一级压死人，可见，鲁迅这么跟顶头上司对着干，是需要勇气的。而且，这本是女师大和教育部的矛盾，鲁迅先生作为兼职教师却挺身而出，足见大先生的仗义执言！这在当下的社会，简直是不可理喻，现在的科长或者教授大部分会选择明哲保身啊。
章士钊也怕事情搞大了影响不好，于是派人去拉拢鲁迅，叫鲁迅别闹，许个校长给你当当。被鲁迅先生断然拒绝了。以中国的人情世故看，章士钊诚然会感觉脸面全无的，堂堂一个教育总长，还治不了你丫一个小小的科长？章士钊就给段祺瑞呈送了一个免去鲁迅职务的公函：“兹有本部佥事周树人，兼任国立女子师范大学教员，于本部下令停办该校以后，结合党徒，附合女生，倡设校务维持会，充任委员。似此违法抗令，殊属不合，应请明令免去本职，以示惩戒（并请补交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核议，以完法律手续）。”第二天执政段祺瑞明令照准，8月14日免职令发表。
自此，在教育部任职10余年，多次受到嘉奖的鲁迅，因忤了长官的意思，被当局给就地免职了。但是，鲁迅马上就看出，章士钊所言“似此违法抗令，殊属不合”是没有道理的，因为鲁迅在女师大的兼职（乃至闹事）和他在教育部的任职是两回事，而且也没有涉及职权，无所谓违法抗令。就像现在的公务员法规定，下级要听从上级的命令，并不得违抗，但是，职权之外的事情是可以不听的。另外，章士钊的免职从程序上讲是违法的，因为当时的《文官惩戒条例》规定，对于荐任官（鲁迅当时为4等荐任官）的免职，要先交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核议的。也就是说，章士钊的免职公函不能直接呈送段祺瑞，段祺瑞也不能糊里糊涂的签署免职令。于是鲁迅就亲拟了诉状，缴纳了30块大洋的诉讼费，对国民政府教育部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革职决定。其起诉状曰：
“树人充教育部佥事，已十有四载，恪恭将事，故任职以来屡获奖叙。讵教育总长章士钊竟无故将树人呈请免职，查文官免职，系惩戒处分之一。依《文官惩戒条例》第十八条之规定，须先交付惩戒，始能依法执行。乃滥用职权，擅自处分，无故将树人免职，显违《文官惩戒条例》第一条及《文官保障法草案》第二条之规定。此种违法处分，实难自甘缄默。”
平政院受理了鲁迅的起诉，并经过原被告双方的答辩，最后裁定，教育部对鲁迅的免职是违法的。其裁决文书内容如下：
“被告停办国立女师大学，原告兼任该校教员，是否确有反抗部令情事，被告未能证明。纵使属实，涉及《文官惩戒条例》规定范围，自应交付惩戒，由该委员会依法议决处分，方为合法。被告遽行呈请免职，确与现行规定程序不符。至被告答辩内称原拟循例交付惩戒，其时形势严重，若不采用行政处分，深恐群相效尤等语，不知原告果有反抗部令嫌疑？先行将原告停职或依法交付惩戒已足示儆，何患群相效尤？又何至迫不及待必须采取非常处分？答辩各节并无理由，据此论断，所有被告呈请免职之处分系属违法，应予取消。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裁决如下：教育部之处分取消之。
至此，作为教育部一位小小科长的鲁迅，告倒了堂堂中华民国的教育部，使教育总长章士钊由“老虎”而变“落水狗”了。这样的官司，凸显了鲁迅这位小小科长的牛气之外，也让人们感受到民国初年中国社会的法治进步。
有论者曰：“民国时代的文官制度，它们从原则上斥责了下级是上级奴仆的状态，用法律捍卫了先服从法律后服从上级的文官准则，用条文确定了上级处分下级的法定程序。”
令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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