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主流文学史无处安放的作家
对“五四”新文学的反驳与挑战
张爱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用三点来概括。
一,她是一个用中国传统小说手法写出现代主义精神的作家。她和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的区别在于,她比较向往过去,用传统小说如《红楼梦》、《海上花》的笔法,写民国世界。
她不会像巴金那样写:“咬着牙齿狠狠地说:......”张爱玲会这么写:“觉慧道:......梅表姐笑道:......”,这些表情,都要通过“道”的内容来体现,她不会加上新文艺腔的说明形容。这种加上表情、形容词的写法是新白话,而她用的是旧白话。
但她的旧白话又不真写鸳鸯蝴蝶派小说,她用传统小说的部分手法,写貌似鸳鸯蝴蝶的情欲故事,却能写出现代主义的悲凉颓废。
她是以《红楼梦》手法写现代主义。她的那句名言:“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长满了蚤子。”是她19岁时写的,后来成为她一生创作的总标题。
二,张爱玲以俗文学的方式写纯文学。
“五四”时期,壁垒分明。鸳鸯蝴蝶派就是俗文学,口号是“宁可不娶小老婆,不可不看礼拜六”; 巴金、老舍的作品都是严肃文学,忧国忧民。可她的第一篇小说就给《紫罗兰》主编周瘦鹃,一点都不忌讳通俗文学,而且她后来把作品全部授权皇冠出版。
她毫不忌讳俗文学的书店、包装、宣传甚至题材和写法。一方面,她的文学以貌似通俗文学的名义出版,但另一方面,她的作品又进入纯文学甚至学术研究的大雅之堂。
三,她的作品是批判女人的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的核心观点,是要提高女性的地位,觉得男人写的作品歪曲了女性。可张爱玲的作品偏偏在很多地方批判女性,比如《倾城之恋》里,范柳原讲白流苏,说“根本你以为婚姻就是长期的卖淫”,好像是男人的偏见。
她在历史观、语言、抒情方式这三个方向,对忧国忧民、启蒙批判的“五四”新文学构成某种反驳和挑战。
生活上、精神上似乎都“无家可归”
黄子平曾说,张爱玲是一个“五四”主流文学史无法安放的作家。
中国现代文学史有一个大概的秩序,本来是“鲁、郭、茅、巴、老、曹“,后来再加上沈从文、钱钟书,唯独张爱玲不知道怎么放。但在台湾、香港和海外文学中,张爱玲的影响和地位就像鲁迅那么重要。
张爱玲是所有中国现代作家里面出身最“豪华”的,虽然她小时候并不知道。
祖父张佩纶是同光年间的清流派,曾在皇帝面前做侍讲,有贪官腐败,他就告状,让皇帝去处理,等于又做“中央党校”的教授,又做“中纪委”的官员。可惜好景不长,当时是“浊世”,他做“清流”是要得罪人的。人家也不说他不好,只说国家有大难,“清流”都是精英,派他们担当重任吧。
当时朝廷里就有人出诡计,把张佩纶派到福建,跟法国人打了一仗,叫“马江之战”,输了。其实谁打都输,因为法国军舰好,清朝贪官买来的炮弹里面是沙。但这个打败的责任就是张佩纶的。犯错误了,被流放到张家口。过了几年,流放完了,李鸿章觉得对不起他,就把女儿嫁给他。
张爱玲的祖母李菊耦,是李鸿章的第二个女儿,他们结婚的房子就是李鸿章送的。到民初时,张家已经衰落了,昔日荣耀变成丑事了,所以张爱玲的父亲从没跟她说起这些事。她后来看了曾朴的《孽海花》才知道。那时她已经十几岁了。
张爱玲的父亲和母亲是截然不同的。她父亲是个很没用的人,好像就做两件事情,读《红楼梦》和抽鸦片。一辈子不会赚钱,把家里的财都败掉了。张爱玲的母亲家世也很好,是曾国藩下面一个将军的后代,她看不惯丈夫。在张爱玲四岁的时候,姑姑要去英国留学,母亲就跟着陪读去了。张爱玲读小学时,母亲又回来了。父亲和母亲是离婚的。
对张爱玲来说,父教和母教完全不同。父教等于等于是晚清前朝的气氛,鸦片、《红楼梦》、小老婆……她父亲后来又结婚,后母也是清代破落官员出身,过气的贵族。而张爱玲的母亲呢?留欧回来,讲法文,吃西餐,给张爱玲找外国老师教弹钢琴,让张爱玲穿现代的裙子、鞋子,带她做头发。在理性上,张爱玲当然选择母亲,十六岁以后和母亲住在一起,因为父亲打她、关她。
可她后来的回忆文章里,写到母亲,大都是负面的,尤其是《小团圆》。写到父亲,反而批评之中含着深情。举个例子,她写母亲给她找了一个教钢琴的俄国老师,老师教完钢琴后,在她额头上亲一下。小张爱玲记住了那个被亲的地方,等老师走后,她就拿出手绢拼命地擦。她恨。可是,父亲做了那么多的坏事,她回想起来还是充满温情。
为什么张爱玲对父亲比较留恋,对母亲比较麻木呢?有人说是恋父情结,但张爱玲后来和父亲关系一点都不好,父亲晚年在上海生活得很惨,她也不关心。她写过一个小说《心经》讲恋父,写得也很勉强,最后还是母亲出来救了女主人公。从大的方面来讲,可能是因为张爱玲对时代、对中西文化的看法与众不同。
在“五四”那个时代,觉得现代比清代好,是所有新文学作家的共识。但张爱玲不这么觉得。她并不觉得从法国回来弹弹钢琴就一定更有文化。所以,后来胡兰成和她谈起《战争与和平》与《金瓶梅》哪个好?张爱玲说,当然《金瓶梅》好。
张爱玲回忆说,那时“我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一半是光明,一半是黑暗,凡是中国的都是黑暗的,凡是过去的都是黑暗的,凡是现在的都是光明的,凡是西方的都是光明的。
“强行”这两个字就说明,她后来知道这种划分是不对的。所以,张爱玲在对父母的态度上,显示出与很多“五四”作家的不同,这和沈从文有点相似。她不认为在文化上,民国就一定比清朝好,也不认为外国的东西一定比中国的东西好。
张爱玲后来的小说主题就是“男女战争”——就是男女谈恋爱。但这个“恋爱”是打仗,是计算,是猜疑,是提防,是博弈,从头到尾是在“打仗”。而这种爱情战争最早、最佳的人物原型就是她的父母。她的父母一辈子打仗,不能说没有感情,也有过家庭、有过孩子,可就是一直在较量。
张爱玲小说有四个最基本的原型:自己,父亲,母亲,当然还有胡兰成。还有一点,“五四”文学中的“父亲”是个显眼的空白。在现实层面,作家的父亲们大都很早去世了;象征层面上,父亲又大多是负面人物。所以有一个“弑父”情结。与此同时,无论写实还是象征,母亲都是启蒙者,都是爱与被爱的对象。
张爱玲与众不同的地方是,她“弑”父,但也不恋母。在某种意义上,张爱玲晚年凄凉地死在洛杉矶也是有一定道理的,生活上、精神上似乎都“无家可归”。
最后,她所有的版税、稿费都是交给朋友宋淇和皇冠出版社,没有留给任何亲人。其实她是有亲人的,姑妈对她很好,但她晚年也不回上海,什么亲情都放弃了。
张爱玲写小说的黄金期,是在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年,大概二十四五岁。她写小说以后,认识了汪兆铭伪政权下的宣传官员胡兰成,也是一个才子。
胡兰成离婚后和张爱玲秘密结婚了。可没几个月,胡兰成就跑到武汉,和小护士周训德结婚了。抗战结束,他作为汉奸出逃,有个寡妇范秀美一路送他,他又和她在一起。后来他去日本,和日本女人一枝在一起。在一起。后来又娶黑手党头目的妻子佘爱珍。
胡兰成把自己这些故事,写了一本书叫《今生今世》。很多人喜欢他,说他的文字非常好。张爱玲后来写的《小团圆》,就是纠正或者说改造胡兰成版的恋爱故事。
《第一炉香》与《倾城之恋》
《日出》之前的堕落故事
《第一炉香》是张爱玲的第一篇小说,奠定了她的基本风格。这个小说,如果接下去,过五年十年,就是陈白露的故事。只是张爱玲写的是陈白露的早期阶段。
这么一个女子在城市里堕落的故事,被张恨水写,是一个通俗故事,前面堕落有责任,后面结果受惩罚,因果相报;被曹禺写,是一个阶级压迫、社会黑暗的故事;但在张爱玲笔下,就写成了人性堕落的故事。
葛薇龙的故事,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她走出去的每一步都有理由,都有一点错,但还是会走,因为说得通;但当她一步一步走出去时,突然在某一个点上,发现自己已经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了。
虽然每一步都是合理的,但结果可能是荒谬的。这就是张爱玲所写的人性堕落、虚荣的必然性。
张爱玲最重要的作品至少有五部,其中四部都是早期写的:《第一炉香》、《倾城之恋》、《金锁记》,还有《红玫瑰与白玫瑰》。第五部是她晚年的《小团圆》,非常重要的作品。
另外,一些短篇也非常好,比如《封锁》、《留情》,还有《茉莉香片》和《心经》。
女人第一次发出这么不浪漫的声音
张爱玲的爱情故事基本上都是悲剧,除了《倾城之恋》。
《倾城之恋》讲一个上海女人白流苏,二十八岁,离婚了,回到娘家很苦,上海的家很保守。里面有两个重要情节:一,母亲不帮她。张的小说里的母亲都不怎么样,这种情况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很少见。二,她的镜子帮了她。在母亲那里得不到援助后,她就回到房间,对着镜子,走了几步,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做了一番细细的描写,然后“阴阴的,不怀好意的一笑”。
这个小说和一般的有点不同。通常恋爱故事是先君子后小人的,但这个是先小人后君子的恋爱故事。这个小说里面写的是很罕见的女性的胜利,把一个花花公子改造成“长期饭票”,是师附中多少女人的美梦。
在这之前,很多恋爱故事,比如男性写的,当男人和女人讲爱情、讲文学、讲自由的时候,没有哪个女人有过这样的声音:“原来他是要精神恋爱”,“精神恋爱的话是听不懂的,不过没有关系......”,“将来找家具、找佣人,都是听我的”。
在中国现代文学里,这是女人第一次发出这么世俗、这么实际、这么不浪漫的声音。
这就是张爱玲的文学史意义,她打破“五四”以来的基本的爱情模式:男性给女性讲文化、讲知识、讲道理,唤醒女性,而女性非常纯真善良,被男性的知识风采所感染,陷入了爱情;有的女性超越了男性,有的女性和男性分开,但她们都是玉洁冰清的,都是相信爱情的。
可张爱玲笔下,女性满脑子想的都是“饭票”,是极现实的问题。张爱玲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女性的声音。
中国传统爱情故事有一个基本的模式:一男一女相爱,社会反对,男女是联合起来反抗社会的,比如《梁祝》、《家春秋》。但《倾城之恋》中是男女本身在斗争,是男人需求和女人利益的根本性冲突。
通俗的讲,男人是没有现在就没有将来的,女人是没有将来就没有现在的。这么一个性别斗争,在张爱玲笔下,写得非常通俗又非常精彩。
简单来讲,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可以归纳为三类。
第一类,忧国忧民,要救世,希望文学作为武器能改造中国。鲁迅、巴金、茅盾等“左联”作家,都是这条线索。
第二类,文学是文人自己的园地,不一定能救国家,但先要救自己。这一类的作家有周作人,一部分的鲁迅,还有郁达夫、林语堂、梁实秋、闻一多、徐志摩等。
第三类,目的是娱乐,怎么畅销流行就怎么写,一切以读者需求为第一。这一类就是鸳鸯蝴蝶派。
而张爱玲这样的作家,哪一类都放不进去。她的风格,讲都市感性,找现代主义,重女性感观,追传统文笔。这种文学现象,和鲁迅开创的主流方向很不一样。
张爱玲的这条线索就是,有忧患意识,但不一定要救世界;是为自己,又为社会;是严肃的,又有通俗的方式;追求艺术,又有娱乐的效果。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领域里面,张爱玲和鲁迅是两个最受注意的作家。
不是说张爱玲像鲁迅这么伟大,而是说:
鲁迅是一座山,后面很多作家都是山,被这座最高的山的影子遮盖了;但张爱玲是一条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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