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居那几年

在伦敦辗转流浪的那两年，我都是独自居住。现在看来是很清苦的记忆，当时身在其中却也莫名觉得安定，大概年龄太小涉世不深，也觉得晚饭独自吃一碗康师傅泡面并非可怕之事，就这么一个人默默扛了下来。

第一个房子是当时朋友介绍的前政府廉租房。英国政府修过很多廉租房提供给有特殊情况和需求的公民免费居住，后来一些房子面向公众出售，于是我的前房东小英就趁机买了下来。两房一厅，浴室和厨房虽小但五脏俱全。房子前面有很多大树和草坪，环境不算太坏。那里离最近地铁站走路十分钟，在伦敦二区，算是我当年能低价住到的最好的房子了。隔壁房间住的是朋友和她的老乡，而我和房东小英挤在另一间卧室。我睡上铺她睡下铺。

那时候的工作压力大，工资也只够勉强能维持生计。每天最享受的时刻是自己随便用辣椒酱炒一点蔬菜就着面条吃，一边播放着《康熙来了》。无人可聊的寂寞，也只能用别人的喧闹来打发。住在这里时刚好是三月末，院子里有时会飞来很多叽叽喳喳的鸟，我时常在看完康熙后呆坐着往窗外看去，不知道在胡思乱想些什么。

安静的傍晚常常在小英回家后被打破。她拿着50k的年薪居然说羡慕我一个月600镑的工钱。她说自己的会计工作压力特别大，拿到的工资还要每月付贷款和各种杂费，到了月底也所剩无几。她跟我唠唠叨叨说很多话而我拼命想逃走，望着屋子里除去上下铺以外所剩无几的空间，我只能有一句没一句地附和。那几个月我第一次清楚地感觉到对家的渴望，希望有一天回家，爸爸在沙发上看报纸，妈妈在厨房里把锅碗瓢盆捣弄得叮当响，客厅里有一种晚餐即将开始前带着期待的温馨。

可是这一天在2012年的初夏并没有如愿实现。当时的男友在英国北部，我和隔壁的“好朋友”因为工作的事闹翻。我在这忙碌的城市里穿梭着，好像周围的车水马龙都已蒸发，只留下自己一人。

同年夏天，我因为周末中文学校的工作认识了Susan。她四十多岁，瘦高个子，北京人，有两个四五岁的女儿。她以前在大学教中医，老公是在NHS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英国国民健康保险制度）工作的英国人。她的家在北伦敦四区一个典型middle class的街区，第一次去的时候路过那扇正红色大门的独栋别墅，我指着说“Susan那是不是你家？“ 她惊讶地问我怎么猜得到。我说即便走得再远，也不会忘记“红色”在中华文化里的意义。

她在家照顾两个孩子，所以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找工作，平时也会接一些中医针灸的私活赚点家用。她让我搬到她家，大概也是为了填补每月的房贷。她说她很喜欢我的性格，也希望小孩能和说中文的人多交流。七月的时候，我搬进了她三层楼五间房的别墅里。

我住的单人间，被子床单都给我铺好了，房间里有两个大衣柜和一面落地镜。她一个月只收我300镑租金，水电费杂费全包，厨房餐具随便用，洗衣粉洗衣机也可以任由我使用。她把装修好的阁楼也都给我用，两个卧室是空着的，旁边有一个纯白色的大浴室和透天的客厅。我常常在晚上拿了电脑去阁楼客厅上网，或者躺在沙发上透过屋顶的玻璃看星星。

这是我找过的最好的房东了，她对我像对家人一样友好，那一年暑假回国一个月她居然没有收我房租。而我在她完美的家里就像是一个过客，他们越是美好我心里就越难过。大概那几年很渴望安定吧。我总是半躺在阁楼的沙发里胡乱思考着我并不算丰富的人生。

后来我找到去曼城的工作，跟她说要搬走了。那天早上着急着赶火车，七点就出门了。她穿着睡裙来敲我的门，递给我两个碱水粽子，说是不知道我是否喜欢热的，就直接从冰箱拿出来没有加热。我很感激，一直跟她道谢。在一顿匆忙的整理和告别中，我胡乱塞下了这两颗粽子。没有广式粽子的蛋黄，也没有四川粽子的白糖，它在清冷之中有一点人情的温暖，复杂的心情里透着粽子的寡淡。那是我吃过最有味道的一顿早餐。

曼城比我想象的要小，找房子也出奇地困难。在连续住了几天酒店后，我一个人晃荡在街上，抬头看到一个中介公司的招牌，快速拨通电话火速预约看房。房子有些老旧，一室一厅，地处在市中心，在伦敦住过所以觉得房租很便宜，于是当场跟中介要了。终于自己一个人住了，有些激动。

房子里总是空荡荡的，不管我怎么努力去装点，它就是一副懒散的模样。我喜欢开着厨房的灯，在微黄的灯光下，即便很普通的食物也都被衬托得很美。我在当地论坛跟即将回国的留学生花10镑买齐了锅碗瓢盆。那时候终于学会包抄手了，一个人哐当哐当地剁肉，然后煞有其事地和着调料。就着《康熙来了》我吃完了这顿晚饭。

幸好认识了几个朋友，我们一起去唱k，一起到我家吃火锅。那一年的冬天我好像经历得特别多，觥筹交错中我的神经被辣味和酒精迅速麻痹。那晚的鱼丸好像特别弹牙，土豆也很绵密，那些红色的白色的香槟色的酒，让我在年末终于体会到了片刻安宁和享受。我可以不用思考生活了。我醉的一塌糊涂。

从25号到31号，我好像没有一天是清醒的。元旦前夕，V找我出去狂欢。我在家附近的酒吧点了啤酒，一仰头就喝下去了。然后我说想喝白酒和红酒。我们谈着不着边际的话题，一口接一口。酒吧里的live band越来越吵，临近零点客人也越来越多。他说，你喝多了，我带你回家吧。我说好，我们回家继续喝。

一阵凉风吹来，深冬的曼城刺骨的冷。我裹了裹身上的黑色皮衣，踩着高跟鞋歪歪斜斜地走着。开了门他抱紧了我，说着我听不懂的话。我全身软绵绵的，一头倒在床上，好像整个人都陷了进去。迷迷糊糊之中他好像压在我身上，我也推不开。随后我觉得全身有一股力量都从胃部直冲喉咙，我吐了，他也走了，2012年就这样戏剧性的收尾。

第二天我被透过半开着窗帘的阳光照醒。新年第一天我居然顶着宿醉骂骂咧咧地打扫自己吐了一地的脏物。已经顾不得什么“吉利”，我的本命年过得不堪直视，今年不可能更惨了。

元旦后的街道更显冷清，我早已不想出门，每天窝在空荡荡的家里上网投简历。做饭也没了兴致，做得最多的是西芹炒鸡肉，不知道为什么总吃出一股略苦的味道，以至于我现在都不想再吃。过了一个月，收件箱除了一大堆据信就是一堆小广告。第二个月我终于打起精神出门，拿着手提电脑去星巴克坐一下午投简历。住在附近的朋友Hilary也时常来找我，时常煮鸡汤给我喝。她说你放心吧工作会找到的，我说他妈的找到了老子就去你公司楼下裸奔。去伦敦面试过一个世界五百强企业，去之前天天为了面试而练习数学题，面试的时候周围都是英国人，心里不免慌乱。我一个外国人和他们相比，有什么比得过的？过了一个月还是没有任何消息，我想放弃了，于是终于鼓足勇气填写以前大学的行政职位申请表。填到一半电话响了，是伦敦的座机号码，对方通知我25号开始上班。

3月7号的星巴克里，一个满眼都是泪，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哭的中国女孩经历了人生中最戏剧性的一次转折，以至于以后的很多年里我回想起这个关键性的时刻都觉得后怕。更可怕的是那个承诺，如果要兑现的话，我那时应该立刻扒光跑去Hilary公司。

我用了一个周末的时间去伦敦看房子，第二个周末我一手拎一个大箱子又回到了伦敦。室友都是英国人，一对已订婚的情侣和一个中年男人，他们都是互相认识十几年的老朋友。

我住的房间有大大的天窗，一个大衣柜，一个书架和木质双人床。天气好的时候可以在阳光中醒来，雨天的时候，大颗的雨滴落在天窗上，倒有一种清幽的美感。我总喜欢窝在被子里看星星看雨滴看阳光，或者去厨房捣弄一顿鸡肉抄手，就着《康熙来了》吃完一个人的晚饭。新租的房子背后有一个花园，这在寸土寸金的伦敦极其奢侈。我洗过的衣服终于可以晾在院子里了。

那时候工作很稳定，常和室友去附近酒吧喝酒闲聊，和他们一起去观看伦敦马拉松比赛。我给Tom做过正宗的四川红油抄手，辣得他直流鼻涕；我看过Clare妆容精致地跟我说“再见”也看过她在院子里练瑜伽。不久后他们在去纽约的时候结婚了。我眼眶含泪地诚心祝福，总觉得自己这还算不错的日子里还是缺了些什么。

直到某一天他的出现，我才找到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