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时，我大概上的是三年级。当时文革运动虽还余烟袅袅，时动时乱，但教育上由于邓公上台的整顿，迎来了短暂难得的智育回潮时期。
记得很清楚的是，当时的大多数农村学校都建在各村的寺庙里，有人戏称庙堂学校，课桌是几块长短不一，宽窄不同，厚薄不匀，有直有弯的木板架在几块石头上，橙子是学生自备。当时小学三四五年级开始上早晚自习。每天早上东方天空刚露出点鱼肚白，同学们就早早来到学校，上早操，之后自习或早读。晚上是晚自习，由于没有电灯，每个学生都从家里带来煤油灯，一晚上下来，每人脸上是黑煤烟，鼻子里的鼻涕也是黑的。
最有趣的是写作文，老师好把记一件有意义的事，当作题目，那个时候，在几乎所有学生的心目中，最有意义的事往往集中在如何帮助贫困的八十岁的老大娘搬白菜，其实当时整个村庄里可能也没有八十以上的老太太；扶白发苍苍的老大爷过马路，尽管当时农村的大多数孩子没见过汽车，更没有马路；正走在路上，怱然拾到五块钱，尽管当时五块钱在一般村人眼中比碾盘还大，甚至没有几家能拿出五块钱的；一位老大爷拉着一车煤，正吃力地上坡，当时的农村人大多烧的是柴禾，烧煤是极为奢侈的；……但学生不管这些，总认为全世界里的有意义的事就这么几件，不写这些还真找不出更有意义的事。而且每逢写这些有意义的事，脑海里会不约而同地出现黄继光堵枪眼，董存瑞舍身炸敌堡，刘英俊拦下惊马救下孩子，刘文学勇斗地主，还有张根思呀王杰呀刘胡兰……等等的英雄身影，耳朵里也几乎一模一样地响起毛主席的教导，雷锋日记里的话，然后就该是心里默念着毛主席语录：“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或是另一句“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接着就该是“挺身而出”、“汗流浃背”这些词出场了，这类词许多同学平时都备有一至数套，写起来虽不得心但很应手。
后来，记不清哪一年了，学校忽然不知从哪儿学来的经验，不再满足于写一件或几件有意义的事，而是让学生写万字作文。记得清楚老师为完成任务，专门找到我让我写。我也很为难，写几百字的好人好事文章已经是挖空心思了，写一万字，简直比登天还难。还是老师有办法，授我妙计，结果我硬是写了一万八千字的作文，并上了教育简报。
我是这样写的：有一次我去走亲戚，路上看到庄稼，就从农民耕地播种写起，再到如何管理，如何运到场上，如何粉碎，最后又怎样做成饭算告一段落，足有几千字了；接着看到一块红砖就把砖的整个生产流程写下来，又是几千字；后又看到一块煤炭，就把煤的形成原理，挖煤发电详写出来，又是几千字……总之胡拼乱凑，最终完成任务。
这些现在看来都是笑话，但那时候都是千真万确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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