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真话无疑是法庭抗辩的一个必要条件，至少苏格拉底就是这么想的，他说，“抗辩人的首要责任是说真话”。然而，说真话并不意味着你就能打赢官司。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法庭上的苏格拉底说的都是真话，但他的申辩未必有说服力。更何况，如果你提供的“真实的证据”与指控不相关的话，更是如此。罗素就曾指出，偌长的一篇申辩中，苏格拉底只提供了一个辩护律师所认可的论据，即，原告方提不出有哪一个人能见证他败坏青年。言下之意，苏格拉底的申辩大多都没有切中要害，甚至根本就与对他的指控不相干。
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苏格拉底到底受到什么样的指控。
苏格拉底声明，在对法庭的指控进行辩护之前，他想先“对付那批最早的控词及原告”，因为“他们比我最近的原告要凶狠得多”，“我对这些人（最早的原告）的害怕胜过害怕阿尼图斯及其同伙（后来的原告）”。苏格拉底说，最早的那些原告人数众多，并且“我甚至不可能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的控告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你们（法官和陪审员，或许还包括现在的原告）中间许多人自幼就受他们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指控“没有一句话是真的”，完全是虚假指控。他们说，“有个聪明人名叫苏格拉底，他既懂天文，又对地上的一切事物加以钻研，还能使较弱的论证变得能够击败较强的论证”。
苏格拉底认为，这样的指控完全是对他的侮辱，是由于妒忌而对他进行的造谣中伤。
不过，我很好奇：这条指控到底有多严重，以致于对苏格拉底构成了造谣中伤？我们既不知道这条指控所具体控告的罪名，我们也无从获知它是根据雅典的哪一项或者哪几项法律提出的控告。我们只知道，后来的原告（阿尼图斯等人）对他提出了类似的指控，苏格拉底因此被判有罪，并且被处以死刑。
于是，另一个问题来了：一条足以判人死刑的指控，为什么要等到苏格拉底70岁了法庭才受理？苏格拉底说，早在“（法官和陪审员中）有些人还是儿童或青少年”的时候，就有人对他提出这样的控告，所控告的内容甚至还被剧作家编成剧本搬上舞台（据说，亚里士多芬尼的《云》是在苏格拉底受审前25年演出的，而另一部讽刺喜剧《鸟》则是在其受审前18年演出的，而且后者较之前者对苏格拉底的讽刺更加入木三分）。这足以说明，他的言行早已尽人皆知，并不需要克格勃或者联邦调查局之类的机构历时25年之久才挖掘出来。既然如此，雅典当局为什么如此有耐心地等他到70岁了才对他提出控告，而且最终判他死刑？难道，苏格拉底所说的“最早的指控”其实一直以来不过是一个大家（甚至包括苏格拉底自己）都能接受的玩笑？这两个问题并不冲突，也就是说，对后者的肯定回答并不意味着雅典当局起诉苏格拉底是没有根据的，或者，苏格拉底已然被判处死刑，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最早的指控”就如苏格拉底当下所说的那样是对他的造谣中伤，以至于最终给他带来杀身之祸。
斯东在《苏格拉底的审判》中试着回答了这两个问题。
首先，一些喜剧诗人喜欢拿苏格拉底开涮，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在对苏格拉底进行“造谣中伤”，甚至也不意味着苏格拉底不招人待见。他们同样会把矛头指向德高望重的伯里克利和其他的高级知识分子，说一些有关伯里克利的粗俗笑话和低级玩笑。但正如开伯里克利的玩笑并不妨碍他接连赢得大选一样，大家也并不因此就是在贬低苏格拉底，相反，这还“反映了他的名誉和声望”。
其次，苏格拉底自己一直以来（至少在他起诉之前两三年）并不把这些玩笑当做是对他的指控。他说，“他们在剧场里开我玩笑，使我觉得我仿佛置身在许多好朋友之间”。而且，在柏拉图另一篇对话《会饮》中，我们发现“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芬尼在作友好亲切的交谈”。
也就是说，这么多年来，苏格拉底所谓的“最早的指控”不过是大家跟他开的一个善意的玩笑。然而，法庭上的苏格拉底却把它看作是一条“虚假的指控”，而且还说“最早的原告”远比后来的原告更加“凶狠”，更加“可怕”。言下之意，喜剧诗人们对他的嘲弄是他受审的主要原因之一。
斯东在书中毫不客气地指出，“只有不懂幽默的书呆子”才会这么看问题。他还说，“把苏格拉底的命运归咎于喜剧诗人，无异是把今天一个政客的失败归咎于报上漫画作家把他画成的丑态”，更何况，“没有材料证明雅典曾经有人因喜剧诗人说了他什么而受到起诉”。“如果大家都把笑话当真，那么城市里的政治家大部分要锒铛入狱”。
斯东的分析似乎解释了一些问题。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对苏格拉底来说，以前能接受的玩笑现在为什么就成了对他的“造谣中伤”？为什么后来的原告对苏格拉底提出了类似的指控，苏格拉底却因此被判有罪，而且最终被处以死刑？
我们期待着，苏格拉底的申辩能为我们揭晓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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