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在历史的长河里，犹如浩瀚星空中的斑斑点点，中华民族分分合合，起起伏伏，朝代更迭，一往无前，慢慢前行。然而，1840年之后，面对外来民族入侵，屈辱对华人来说，不再陌生。翻开晚清历史，有愤怒，有无奈，有激励，有泪水，总有些有志之士在关键时刻，为民族，为国家登高一呼。晚清七十多年的历史给我们的记忆几乎都是灰色沉闷的，这七十多年的历史进程乏善可陈，鲜有亮点，太多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带给国人的伤痛难以回首。但也正是在这种如铅色的沉重之中，在晚清的历史舞台上出现了一位出色的外交家，使死气沉沉的中国出现过一抹亮色，赢得了一些尊严。
这位外交家就是“晚清第一名臣”曾国藩的次子曾纪泽。出身名门的曾纪泽可谓深得其父的真传。他牢记父亲的立德、立功、立言的教诲，做到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并在此基础上向着人生的最高目标“治国平天下”奋进。
同治九年（1870年），曾纪泽援例以二品荫生引见，补户部员外郎。光绪三年（1877）父忧服除，袭侯爵。四年出任常驻英、法大臣，补太常寺少卿。在出使任内，深入了解各国历史、国情，研究国际公法，考察西欧诸国工、商业及社会情况。又将使馆馆址由租赁改为自建，亲自负责图书、器物购置，务使使馆规模不失大国风度，亦不流于奢靡。驻外严于操远，节约公费，摒弃贪劣，倡导廉洁之风，为外人所敬重。
同治十年(1871年），沙俄趁清朝西北边疆动乱之机，以“代为收复”为名，出兵占领了新疆伊犁地区。光绪四年(1878年），左宗棠收复新疆，沙俄拒不归还伊犁。清政府派崇厚为使臣赴俄谈判索回失地。昏庸无能的崇厚在沙俄的利诱威胁下，于光绪五年(1879年）十二月二日擅自与沙俄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根据该约，中国虽然收回了伊犁这座孤城，却丧失了大片土地，除割去霍尔果斯河以西和特克里斯河流域大片富饶的领土外，还要赔款500万卢布。
消息传来，朝野震惊，举国哗然。迫于压力，清廷不予承认和批准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并将崇厚革职查办，令左宗棠做好战争准备，以防不测。沙俄恼羞成怒，派大军屯集边境，并调集军舰游弋远东。在此期间，由于沙俄国内出现了一些变故，俄方同意了清廷的重新谈判的要求。
光绪六年(1880年）二月，清廷派驻英公使曾纪泽兼任出使俄国钦差大臣，修订崇厚先前所立的条约。曾纪泽知道自己要与之打交道的是一个异常贪婪蛮横的国家。但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他没有其他的选择，只有义无反顾知难而进。曾纪泽决心“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
曾纪泽认为伊犁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放弃伊犁等于放弃整个新疆。于是，他提出以金钱换土地的方法，即使多赔点钱也要收回土地——钱是可以再生的，土地失去则不能再回。
光绪六年六月，曾纪泽抵达彼得堡，开始长达半年的艰难谈判。与曾纪泽谈判的俄国代表是外交大臣格尔斯和驻中国公使布策，这两人十分霸道蛮横强硬，坚持不改崇厚先前所立的条约。
他们对曾纪泽说：“两国全权大臣已经签订好了条约，没有什么可以修改的了。”
曾纪泽语气坚定地回答：“因为中国的使臣崇厚失职，违背了朝廷的旨意，所以这个条约理应酌情进行修改。”
格尔斯和布策又说：“崇厚是头等全权大臣，你是二等出使大臣，又无全权，怎么能够修改崇厚与我们签订的条约呢？”
曾纪泽针锋相对：“我既然是驻俄公使，就有权同你们谈判修改条约的事。”
格尔斯和布策被顶得无话可说，只好同意与曾纪泽谈判。曾纪泽把需要修改的地方一条条列出。格尔斯看后暴跳如雷：“这不是把前面所订的条约全部推翻了吗？俄国沙皇已经向清朝廷提出最后警告，假如不批准以前签订的条约，我们就只能用大炮来发言了。”
曾纪泽毫不退缩地回答：“如果两国间不幸发生战争，中国用兵向俄国索还土地，那就什么地方都可以索取，决不只限于一个伊犁。”
格尔斯和布策说：“如果你们不答应，俄国只好开战了。”
曾纪泽不卑不亢，针锋相对：“中国不愿有打仗之事。倘不幸有此事，中国百姓未必不愿与俄一战。一旦打起仗来，谁胜谁败还不一定呢。大清如果获胜了，那俄国也必须赔偿我们军费。”
其时，俄国内有国事不宁，外有左宗棠有作战准备，自然不敢轻举妄动。再加上曾纪泽恪守“替国家保全大局”的信条，以其非凡的毅力和坚韧，始终如一，不为利诱，不折不挠，不屈淫威，始终表现出“不肯苟且迁就之意”，极力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双方正式会谈辩论有记录可寻的为51次，反复争辩达数十万言。终于迫使俄国政府修改条约，除了将伊犁归还中国外，又归还了伊犁南面的一大片领土。曾纪泽不辱使命，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英雄式的外交大臣。
光绪七年(1881年）二月二十四日午后，双方重订《中俄伊犁条约》，此次签订的条约全称为《中俄改订条约》，用中、俄、法三国文字缮就定稿，中文约本有数页为曾纪泽亲手所书。
《中俄改订条约》与俄国和崇厚签订的《里瓦几亚条约》相比，除赔款增加了400万卢布外，在界务和商务方面，中国都争回了很大一部分主权。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条约是从沙俄已经到手的利益中挽回的，是虎腹取食，曾纪泽实现了“挽狂澜于既倒，探虎口而索食”。这一次谈判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成功谈判，在外交上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签字之后，沙俄代表格尔斯握着曾纪泽的手说：“我办外国事件四十二年，所见人才甚多，今与贵爵共事，始知中国非无人才！”并称他为“世界罕见的使才”。
光绪七年三月二十六日，清政府钦差大臣、全权代表、中国驻俄公使曾纪泽与俄国外交大臣格尔斯重新签订的《中俄改订条约》正式对外发布。
此条约一公布，世界舆论顿时一片哗然。
英、法、美等国的各大权威报纸均载文评论说：“中国的天才外交官曾纪泽创造了外交史上的一个奇迹，他迫使大俄帝国把已经吞进口里的土地又吐了出来。这是俄国立国以来不曾有过的事情。”
晚清学者俞樾用了十六个字评价了曾纪泽的这次外交功绩：“公踵其后，十易八九，折冲樽俎，夺肉虎口。”
伊犁谈判的成功，提高了清王朝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一改中国近代以来“奴才外交”的懦弱形象。
光绪十六年(1890年2月23日)，突患中风的曾纪泽卒于任，时年51岁。朝廷循例抚恤，加太子少保，谥惠敏。正当国家多难之秋，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伟大的外交家、一代外交巨子溘然长逝，令人扼腕叹息。国际舆论普遍认为曾纪泽的辞世是中国外交界的重大损失。
没有了曾纪泽的晚清王朝，在外交方面从此进入了“磕头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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