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历史著述中似乎很少谈到“钱”的事情。从大处看，钱的事情不外乎两种，一个是税赋，一个是兵费。钱从哪里来，用到何处，怎么用？一般都说得不清不楚。儒家看重经世济人的学问，就是不怎么谈钱。读西方历史书，钱是大问题。一场战争往往意味着巨大的军费开支。而一场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对战双方的实力和智慧，更取决于军费筹措。没有钱参与的事情，做不成。
历史不依赖振臂一呼，在构成国家实力的成份中，钱的份量绝对不是可有可无。国家实力中，军力是硬指标，而铸成军力靠的是军费。雷海宗先生在《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中谈到兵的历史，但涉及到兵费的内容也很少。或许此内容需要另行专著才行。郭建龙著有《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一书，我未曾读过，不知此书中是否有专题讨论兵费的专题。
中国历史中记录的战争不少，打仗费钱。但有关钱的用度开支情况，多不详细。
杨国强在《衰世与西法》一书中针对钱的收支用度提到了两个重要的事项：兵事与饷事。他的观点是中国近代史在其演变过程中，兵事与饷事的变化改变了国家权力结构和挪移了国家权力的重点。而促成这一转变的发端，源自于19世纪中期的一场规模巨大的内战-----太平天国起义。
兵事和饷事向来是朝廷的大事，也是朝廷的命脉所在。太平天国发端于广西，进而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又以偏师北征掠过河南、山西、河北，兵锋直逼京师。天平天国兴起的过程，也是官兵一败再败的过程。这个过程对于清廷来讲，也是“兵事不堪用”的过程。在丧师失地的同时，也使得清廷财政逐步凋敝。对于清廷而言，兵事的溃败已经成了生死存亡的事。这也同时意味着清廷旧有或固有的兵事制度已不堪用。
“旧的结构出现了松脱，新的结构就趁机而生。”
清廷的户部管天下财政，用度支出。从太平天国内战开始，户部的收入日益减少，而兵饷的支出日益增加，这种矛盾势必难以调和。清廷为兵氛所逼，不得不将兵事和饷事的主动权让渡给了主持地方军务的将帅。朝廷和地方不再是铁板一块。朝廷的兵事也不再全由朝廷说了算。在这个空隙中，曾国藩、沈葆桢、江忠源、罗泽南、王鑫、李续宾、刘长佑、曾国荃、蒋益澧、丁宝桢、郭嵩焘、彭玉麟、杨昌睿、刘典、杨岳斌、刘坤一、刘秉璋、张树声、潘鼎新、刘铭传、周盛波等等------这些多是秀才和举人的读书人，半路杀入兵事之中。他们以地方将帅的身份，走入另外一条仕途。他们亲自选兵、带兵、练兵并筹措兵饷，清廷固有的兵制在地方将帅的手中是行不通的。“募勇由营官所招，依附和督责都系结于个人和个人之间，则其往来聚散便不能不全以营官一人的生死去留为转移.....于是，湘军在内战中破壁而起的过程，又同时成为湘军制度改造了国家的兵源、营制和治军归属关系的过程。这个过程因各地方仿效而扩大，又在继起的淮军中延伸”。杨国强在《衰世与西法》中对兵事的变化有这样的阐释。
当朝廷与地方军队越来越远之后，天下兵政的重心不可逆转地从朝廷转移到了地方将帅手中，而后地方将帅成为封建大吏，兵政的重心也随之而去，又转移到了地方督抚手里的东西。这也难怪曾国藩率领湘军攻破南京之后，在转瞬之间，他从朝廷柱石摇身一变，成为让朝廷寝食难安的人物。湘军的兵制决定了湘军只听涤帅的调遣。更让清廷紧张的是，与曾国藩同时代的那些将帅，与他声气相应并聚为一类。清廷在此时要面对的已经不是曾国藩一个人了。
与兵事一起发生变化的是饷事。清廷无法应对战场上催饷的催情，惟有让地方将帅自筹。打仗需要军饷，想打胜仗则需要更多的军饷。地方将帅自筹军饷，就意味着地方流向朝廷的钱会越来越少。随着战事的持久，地方将帅筹集军饷的办法也成为地方上的新制度。“以因果而论，显然是饷事由户部调度变为地方自筹的过程带来了一个饷法大乱的过程。”支配财赋的国家权力在饷法大乱中从朝廷手中向地方移去，到最后也会再次成为地方督抚手中的东西。
支撑起“疆吏之权日重”这句话的实质就是他们手中的兵事和饷事的新制度。在弭平太平天国战事的左右摇摆中，国家权力一点点被蚕食，地方将帅的地位日益增强。兵事与饷事的决定权大部分掌握在地方。这种因战事而导致的制度变化，也从“应急之策”完成了“长治之策”的蜕变。在太平天国内战之后出现的“同治中兴”，可以说从不是朝廷旧制的复原，而是新制爆发出来的活力表现。
杨国强在《衰世与西法》中对此的总结便是：绵延了十多年的内战正在改变国家的权力结构，并使中国士大夫中的出类拨萃之辈步履艰难地崛起于东南。在其后，我们看到的便是，这些人与他们自创的制度一并改变着中国，并影响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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