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快与慢》是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丹尼尔·卡尼曼关于行为经济学的经典力作。这本书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它告诉我们，我们自认为“理性”的决策，多数不是在“理性”的情境下作出的，整个决策过程其实充斥着偏见和谬误，甚至是自欺欺人。同时，运用大量的心理实验给出了导致这些“错误”决策的实验证明。可以这么说，这本书会是读者认知路上的“闹钟”，时刻提醒我们别掉进自己为自己编织的错误泥潭。
一、人的决策是双系统作用的结果
卡尼曼通过一系列的心理实验证明，人在决策过程，大脑中有两个系统在作运算。一个系统是依赖直觉、无意识的思考系统，称之为快思考，卡尼曼把它叫做系统1；另一个系统是主动控制、有意识的思考系统，称之为慢思考，卡尼曼把它叫做系统2。比如，迎面走来一个人，长头发、大眼睛、高鼻梁、长裙子、高根鞋，你在1秒中之内就会有了一个判断：这是个女人，而且美丑立判。这就是系统1下的“快思考”。如果要让你判断这个女人从事什么职业？那你就要从你的记忆中搜寻与职业相匹配的信息了。如果你是在图书馆遇到的她，她手里又拿着2本书，一本是《思考，快与慢》、一本是《稀缺》，持书的左手无名指上带着2克拉的钻戒。起码你不会很快下结论，她是一名厨师。如果你最终判断了她是一位正在学习行为经济学的企业高管，那还是要花上一段时间的，这个过程就是慢思考的过程，你作出的判断也一定是系统2发挥了作用。至于，你为什么需要作出精确判断，那还在于你所处的的环境。如果，你只是和朋友打赌，你不需要费力去思考。如果，判断这个女人身份，对你来说是事关几十亿美元的生意，你就不会轻易下结论了。
读到这里，你会产生另外一个疑惑：为什么我们不能凡事交由系统2来决策？系统2虽然决策相对符合逻辑、判断准确，但它也不是完美的，它还兼具“慢和懒”的特点。关于这个问题，脑科学研究普给出过两种解释：一种是大脑中两种器官作用发挥的不同。大脑中的杏仁核负责直觉部分，大脑皮层负责理性部分。杏仁核它离心脏近、大脑所需营养和能量最先到达这里，所以杏仁核心相对大脑皮层来说“反应快”。另一种说法是，大脑皮层主导发挥作用时，必须要集中注意力，这个过程也是大脑大量消耗能量的过程，所以本着“控制成本”的原因，启动系统就不是很容易，直观反映就是“懒”。当然，这两种说法都已经被科学实验证明过的。比如，有一个实验叫做“看不见的大猩猩”，就证明注意力的消耗。几个大学生穿着白色和黑色的衣服在做篮球传球练习，作为实验对象的其他人一开始被告知：在传球结束时，你会被提问穿白色衣服的队员之间传球的次数（网上有视频）。显然，你只有集中注意力在白色衣服队员的传球上，你的答案才会正确。期间，有一个穿着大猩猩服装的人在球场上穿梭过几次，甚至还做出了双手捶胸的动作。但实验中，50%以上的实验参与者注意不到大猩猩的存在。这个实验很多人觉得“震惊”和“不可思议”，但却是一个事实。这说明，系统2作出判断前，必须要集中足够的注意力入在收集和提取某一方面信息，而这个过程，大脑也会自动屏蔽其他信息。如果，这个试验过程只有几十秒钟，你会觉得很轻松，但这个时间如果是1个小时、甚至几个小时，几乎没有人能做到，因为持续时间长了，大脑就会疲劳，那就累了。这也是我们做事情不能长期集中注意力的主要原因。也正是这个原因，导致系统2的“懒”。所以，用系统2去弥补系统1，用慢思考去弥补快思考，有利于提高决策质量。
二、看似理性的决策存在诸多偏见和失误
在实施决策的过程，通常两个系统都会发挥作用，但是由于系统2具有“慢和懒”这两个特点，很多时候系统1会占据主导地位，又容易导致人类决策的偏见和失误。卡尼曼对直觉导致的偏见和失误，进行了非常系统的研究，比较典型的是三种偏好、五种效应。
第一种是典型性偏好。就是以特殊性代替普遍性。书中举了著名的琳达实验。实验人员先虚拟一位女姓琳达，然后开始描述她：她关心社会歧视问题，她曾参加反核示威游行，然后让志愿者判断琳达的身份。关于身份给出两个选项，一个说琳达是一位银行出纳，另一个说琳达是一位出纳，并积极参加女权运动。按道理说，琳达身份符合每一个选项的概率要大的多，但结果，选第二个选项的人战多数。这就是人们普遍容易犯的一个判断错误，更愿意选择典型特征更多、细节更丰富的选项，反而对事物的判断忽视其基本比率，而这个选择的前提是符合统计学原理的，就是特征越多，概率越低。
第二种是可得性偏好。如果一件事更容易出现在大脑里，人们就认为这件事更容易发生。比如，你看新闻，看到撞机事件，那你出门就容易选择开车或坐火车。如果依靠理性，你应该去认真计算各种交通这工具的事故概率。有意思的是，把可得性偏好、叠加效应发挥到极致的，恰恰是恐怖分子。除了几次可怕的事件，比如“911”事件，恐怖袭击导致的死亡人数与其他死亡原因相比是非常小的。即使恐怖活动猖獗的国家，比如以色列，每周的死亡人数也远远不及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多。事实上，自2001年9月11日以来，每年丧命于恐怖分子之手的平均人数，欧盟约为50人，美国约为10人，中国约为7人，而全球约为2.5万人（主要在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叙利亚）。相较之下，每年丧命于车祸的平均人数，欧盟约8万人、美国约4万人、中国约27万人，全球约为125万人。那我们为什么对恐怖袭击这么在意呢？还是因为新闻，新闻对恐怖袭击这条信息作了过度的报道，让系统1眼见为实，相信了这个“实事”。可得性偏好的成因在于系统1会将“容易出现”和“概率较高”弄混，宁可做直觉判断，也懒得启动系统2进行科学的概率运算。
第三种则是因果性偏好。系统有一个特点，喜欢对事物进行因果性解释，而且找到有利于强化“自信”的理由，对客观存在的、随机性真实原因反而“视而不见”。典型的例子是蓝球场上的“手热”现象。运动员投篮顺手这个“事实”普遍被运动员、教练和球迷所接受。而且得出这个的推断是顺理成章的：如果一个运动员连续进了三四个球，大家都会觉得他处于“手热”的状态，两队球员更愿意将球传给打得顺手的人。然而，对上千个投篮动作的分析结果却十分另人失望。在职业篮球比赛中，无论球是从球场上投出，还是从罚球线投出，根本没有“手热”这回事。那只是随机事件，无论是对单个队员来说，还是从整个球队来看，那三四个球，只是他们几千个投篮或几千个小时投篮中的几个或几分钟而已，是不能再小的样本中的一次统计，根本不足以形成“手热”这一规律性判断。
实际情况下，我们不会去考究这个事实背后的真正原因，而是顺由系统1给出一个貌似“恰当”的理由，即“手热”而已。
书中还提到了光环效应、锚定效应、框架效应和禀赋效应、事后效应（事后诸葛亮），这些误差共同说明一个问题，人类的系统1是一个具有先入为主特性的系统，先输入的信息在判断中能够占据优势地位，不管这种信息是第一印象，是事先设定的参考值，还是描述时的词语和修辞，都会极大影响我们的判断。
三、改进思维的方法
既然偏见和失误往往与系统1的主导地位相关，那么，要解决问题，从原理上来说是很简单的，就是放慢思考，主动的激活系统2，来对系统1的直觉思考进行理性检验，弥补系统1的缺陷，减少那些由直觉产生的偏见和错觉。
一是破除典型性偏好。想办法约束自己的直觉：我们知道，一旦人们做出错误的直觉判断，系统1和系统2都脱不了干系。系统1引起了错误的直觉，系统2采纳了这个直觉，并将其运用到了判断中。造成系统2犯下此类问题的原因有两个：忽视和懒惰。一些人在获得典型信息时（眼见为实），而忽视了基础比率。另一些人则是没有集中精力在当前的任务中，没有慢下来看清楚明显的错误，还是因为“懒”而相信了系统1编纂的故事。所以，如果我们对一件事情下结论，那要让系统2做至少两项“工作”：以相对合理的基础比率对结果的可能性作出判断，同时质疑你对证据的分析。
二是学会民主集中制。当你独自奋斗、独自决策的时候，身边可能不会有多少旁观者，而你自处一个机构之中，身边就会有很多旁观者。因为，自己很难否定自己的判断，但如果处于一个机构之中，人类一种天然否定别人、肯定自己的特性就会在集体决策中发挥作用，为了使“怀疑别人”这个结果更可信，这些旁观者会自发的启动系统2进行慢思考，一旦其他人启动了慢思考，就一定会来帮你纠正自己系统1的快思考。所以，集体讨论决策虽然会有效率不高的问题，但在很多情部下却还是很有价值的，它可以启动很多人的慢思考，减少一个人思考可能带来的偏见和失误。
三是客观的看待问题。这个论点很容易理解，一旦你知道了你自己直觉判断会产生误差，那你再作决策时就势必会慢下来，想好了再决策。这个过程就是启动系统2的过程，只要系统2不再“懒惰”，参与到你各项事物的决策中来，你就会有一个相对准确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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