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尝试以民族主义进行救亡的努力失败，对内无法整合边疆，对外无法理解中国与世界的秩序。而共能够突破民族主义狭隘的格局，对中国进行政治整合，同时共革命实践从脱离中国的实际，发展为内在于中国的历史，解决好了边疆问题，深入理解了中国的世界地位。所有这一切都与共意识形态相关联，它打开了一种超级宏大的视野格局，打开了一种新的历史可能性。
1.1、早期共脱离中国实际，与国民党分裂，后来又丢了中央苏区根据地，被迫长征。之后抗战爆发，日本人打过来占领了城市和交通性，下面农村地区里国民党统治多半都瓦解了。共由于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而获得了特殊的组织能力，有办法把沦陷区的敌后农村变成抗日根据地。
1.2、一个组织要想存活与发展有两个重要的需求，一是组织目标的统一性，没有统一性，各个部分各自为战，很快散架了。一是执行层面的效率性，没有效率，在竞争当中很快也就输光了。这需要组织内部有一整套控制机制，确保成员的行动不会偏离统一的目标，并不断提升效率。在抗战时期可以看到，国民党走的主要是外部控制路线，其党员的反应是“要我做”，而共走的主要是内部控制路线，其党员的反应是“我要做”。
1.3、外部控制路线指着重于控制组织成员的外部行为，通过建立一套现代的官僚体系，依照行政规则来监督具体官僚的行为，以确保组织目标的统一性和执行的效率性。对官员来说就是“要我做”。官僚制是治理现代国家最重要的工具，但它想正常运转有个要求，就是各个层级之间彼此之间要有顺畅的信息传递，一旦信息传递被切断，官僚体系马上就会瘫痪瓦解掉。日本人打过来，使得沦陷区与重庆的联系变得困难重重，国民党在这些地方的官僚秩序很快就瓦解了。
1.4、内部控制路线指用一套理想信念，由内及外的刷新组织成员的精神世界，让每一个微观的组织成员都对宏观的事业有一种信仰和忠诚。只要能够做到这一点，组织目标就会深深刻在每个成员的内心，即使各个层级之间的信息传递不够顺畅，即使各个基层组织各自为战，只要有共同的信念基础，就能确保组织目标的统一性。并且由于理想信念的内在趋势，每个组织成员都对事业有着巨大的热情，不是“要我做”，而是“我要做”，从而确保执行的效率性。
2、由于上述差别，沦陷区农村的国民党统治都瓦解了，但是只要派几个共过去，就算他们跟延安的信息沟通不畅，也能很快搞起一大摊事，并且都不会偏离组织目标。所以日本人打到哪里，它后方的基层社会很快都会变成共的抗日根据地。到了此时共产主义革命对于中国的意义就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过去它与中国的现实需求之间经常是错位的，但抗战期间让它与国家救亡极为深刻的嵌合在一起，共的革命实践发展为内在于中国历史，这为后来打天下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民意基础。
3.1、用共产的格局处理民族问题。汉语里讨论“民族”这个概念时特麻烦，因为我们把两个意思完全不一样的英文词都译成了“民族”，这两个词分别是ethnic和nation，我们经常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间不自觉的穿越，带来一系列的问题。ethnic的意思是人们因为文化传统乃至语言人种的差异，可能会形成一些族群差异，这些差异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并不会影响不同族群和谐共处的关系，所以这种族群差异也不会导向政治独立的要求。很多国家都有这种多族群共处的现象，中国的汉满蒙回藏这些民族有着深刻的相互依赖，相互塑造的关系，因此它们是一种共生关系，就是ethnic意义上的民族。
3.2、nation意义上的“民族”，各民族彼此间的差别并不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而是现代人为建构出来的，有时候它还会把自然形成的差异给忽略掉，人为建构出一些原本不存在的差异，并因此要求建国。法国小说《最后一课》的主人公是法国东北部阿尔萨斯地区的小学生，法国战败要割让阿尔萨斯给德国，学生们从此不许再学法语，只能学德语，因此痛苦不已。实际上阿尔萨斯本来就是说德语方言的地区，但由于历史原因，当地人的身份认同却是法国人，认为从政治身份上自己应该是法兰西nation的成员。即建构nation的时候，历史自然形成的差异会被忽略掉，人为建构出一些原本不存在的差异。有一本《想象的共同体》就是专门解释这个问题的。nation理念发展出的政治要求，就是通常说的民族主义。
3.3、共产把民族主义的建构属性给挑明了，进一步提出人们的第一身份是阶级身份，其他的都是从属的。在中国的语境下，从ethnic族群的角度讲，汉满蒙回藏当然有差异，但是从阶级的角度，汉族和满蒙回藏的概念都没有意义，被压迫的阶级都是一家人，要共同反抗各族群尤其是汉族的压迫阶级。共因此提出了对少数民族问题的复合性解决方案，既承认汉满蒙回藏的差异性，又在阶级政治的基础上论证它们的统一性。而国民党为了确保统一性，就只能否认差异性，两相比较自然共的方案更能获得少数民族的认可。
4.1、共对世界秩序的理解，更是展开了一种国民党无法想象的大开大阖的世界主义格局。当然这个理解也有一个逐渐演化慢慢摸索的过程，从想象大于现实，到越来越接近现实，都有着超级宏大的视野和格局。
4.2、1946年夏毛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提出战后的世界基本秩序，是美国领导的反动阵营和苏联领导的进步阵营之间的对抗关系，美苏之外包括欧洲日本澳洲亚非拉等所有国家都属于“中间地带”。中间地带的国家没有自主性，都从属于两方阵营，中国应归属于进步的苏联阵营。毛在此时是从善恶二元大对决的角度理解世界秩序，并在这个大背景下寻找中国的位置，这个思考的格局就跟蒋明显不一样。
4.3、美苏两强对立的格局，也可以理解为海洋秩序和大陆秩序对立的格局，这继承了19世纪中期以来英国海洋帝国和俄国大陆帝国对抗的格局。毛对于世界秩序的理解，明确的表明了中国要属于大陆秩序，1950年的抗美援朝战争，是用最硬的方法表明中国加入大陆秩序的意志。这场战争让毛和共在国内的政治正当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获得了充分的政治资源，用以完成对于国内的政治整合。整合过程付出了很多代价，但中国在内政上确实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
4.4、之后一直是延续1946年的“中间地带”的概念，但在1962年毛提出了中间地带有两个，欧洲日本澳洲等发达国家是一个，亚非拉等不发达国家是一个。这是因为当时中国与苏联闹翻了，同时与两大强国成为敌人，这让中国的外交格局陷于前所未有的危险当中，此时中国必须找到自己的外交基本盘，否则国际上彻底没得玩了。而欧洲日本澳洲等发达国家永远不可能成为中国的外交基本盘，毛意识到这个问题，但还没有想清楚该如何重新理解世界秩序，所以姑且用含混的说法把中间地带分成了两个。
4.5、而此时面对海洋秩序和大陆秩序，中国新定位就模模糊糊的浮现出来了，极可能是海洋帝国和大陆帝国之外的第三支力量，作为一种海陆中介性的力量存在。到了60年代中后期这点越来越清楚，如美国打越南时，中美形成一系列的默契，两国在越南均有一系列的军事行动，但都不会去触碰对方的底线。这跟朝鲜战争是完全不一样的。通过相互试探与摸索，美国和中国重新理解了对方，到了1971年1972年，基辛格尼克松陆续访华，开始构筑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国终于清晰意识到自己作为海陆两大帝国之外第三力量的地位，1974毛重新阐述了“三个世界”：美苏是第一世界，西方发达国家和东欧国家是第二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非拉国家是第三世界，中美苏各有自己的外交基本盘。
4.6、中国60年代时一度外交局面极为危险，在各个方面全都是敌人，到了70年代却一下成为全球所有大国当中战略灵活度最高的一个国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终于想清楚了自己的国际定位，终于知道了自己既不从属于海洋秩序，也不从属于大陆秩序，而是独立于它们的第三层在。这种格局是民族主义理念不可能打开的，正是通过共产这种普世主义的理念结构，才能够把这种格局撑开，而且这种超级格局不仅仅在领导人的头脑中，也存在一般国民的日常话语中。
5.1、中国的超大规模性，意味着中国的一举一动都有世界性的影响力，因此不从世界格局的角度出发，中国根本没法恰当的理解自己。而要从世界格局出发，第一步就是需要有一种超级的视野。即使这种视野并未给出真实的认知，但它打开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可能性。如同古代有很多人尝试飞上天，用上许多方法不成功，很多人都摔死了，但是如果没有这种想要飞翔的想象力的存在，人类永远不会有机会飞上天空。共产就是帮助中国人打开这样的一种想象力，打开一种全新的空间感和格局感，使中国获得一种全新的可能性。
5.2、毛时代打开的一系列空间感，到了邓时代终于转化为中国向海洋世界全面开放的现实。中美建交，随即又通过对越自卫反击战，以一种很硬的方式表达了加入海洋秩序也就是全球经济体系的决心。而此时的中国已完成了自我政治整合，不再会因为加入全球经济体系而被内在撕裂。
5.3、可以说朝战是中国加入大陆秩序的宣言书，对越反击战则是中国加入海洋秩序的宣言书。但严格而言，中国本质是一个作为海陆中介或者说海陆枢纽的国家，这种国家要想把自己的使命真正承担起来，必须先以大陆国家的方式完成自我的政治整合，再以海洋国家的方式加入世界经济体系，才能真正承担应有的使命。在这个意义上，朝战越战是同一场战争的两个阶段，中国通过这两个阶段完成了自己先大陆后海洋的身份确认，并真正打开了中国参与现代世界秩序构造的大门。
2018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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