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所旧学校

旧学校就在我家房子的前面，在我家搬到那里时，旧学校只剩前排两间教室依然紧挺在那里，成了一位教师的住房，在四周房子的包围之中显得低矮和破旧，后边那排教室已经消失在时光的长河中。

我是从旧学校入学的，后来由于学校规模的扩展，临时搬到大队院中的仓库中，在那里上了一年学后，又迁至现在的学校，城镇化中，村里的学生越来越少，学校已不存在，校舍另作它用。

在这些年中，许多人与事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流逝，如风雨侵蚀的岩石，斑驳的印迹上爬满了苔藓，尽管如此，念想的冲动战胜了记忆的平庸，总想把昨日的发生的事和那些人记录下来，以怀念为学校和学生辛勤付出的那群默默无闻的人，聊表对他们的敬意。

元山子村坐落在“脑包山”向西延伸的南侧，村前就是貌似盆地的田野，这个被洪水冲积形成的滩涂上，本来是一个半湿地的盐碱滩，经过六七十年代基本农田水利建设，在村中父老们披星戴月的努力下，形成了旱涝保收的优质良田。

学校位于村前良田的西北侧，是脑包山向西延伸与南北丘陵的衔接部，南来的洪水在这里不情原地折回了头，村里人称这里为“西圪蛋”。

学校就在“西圪蛋”下，从当时校址选择的实际情况来看，是很科学的，在村子的最西端，地势空旷平坦，有利学生活动，外界影响小。

只是由于地处西北坡下洼地，没有考虑到下雨的因素，每到雨天，泥泞不堪，多少有点美中不足, 但不能求全责备。他们那代人为元山子的发展做出了惠及子孙的巨大贡献，平整的土地，完善的水利设施，植树造林，义务教育等都倾注了他们的心血。

学校前后两排房屋，前边两间教室，后边那排也有两间教室、还有办公室和库房，在校园左侧有一个蓝球场，蓝球场前边是厕所。学校虽然很小，但在一个人口仅有几百人的村庄，学校还是比较完善的。

王建国、张文义两位先生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后来王建国离开学校到了政府，我在铁沙盖中学读书时，他在铁沙盖公社，那时他还认识我。学校可能还有其他老师，我已经忘记了。按照班级情况，应该还有其他教师。

张文义老师教一二年级的课程，王建国老师教其他年级。

六岁那年春天，三姐上学了，家里大人都要去干农活，妈妈不放心我一个人呆在家里，就让三姐带着我去学校，尽管三姐十分不愿意，还是拗不过母亲。我随三姐来到了学校，我才知道村里还有学校这么一个好去处，学校的气势让我震撼。

每当现在看到媒体中一些学校校舍中残恒断壁的景象，我是怀疑其真实性的，因为在七十年代初，我村的学校设施也比那些报道所看到得要好，我村可是偏远地区中的偏僻山村。

那时也仅有一年级的桌子是用土坯彻成土台，将长长的宽木板架在土台上，凳子与桌子相同，只是矮一点，木板窄一点。黑板是用水泥制成，板面用墨汁涂抹而成，教室南墙有四个窗户，北墙上有两幅红纸写的标语，黑板正上方好像是挂着毛泽东主席与林副统帅在天安门上的挂图。

三姐是一年级，她的班是复式班，黑板右侧是一年级，左侧是半年级，每到上课时，张文义老师就将我们这些编外学生赶出了教室。

我们坐在门外的檐台上（老师不让爬到窗户上），听着 a、o、e、i、u、v，指着上、下、左、右、中，数着1、2、3、4、5 ，盼着那段钢轨钟的敲响，只要下课的钟声响起后，校园汇成欢乐的海洋，滚铁环、踢毽子、抓石子、打闹追逐，热闹的场面，让我留恋望返。学校是个好去处，只是玩的时间太少了。

当编外学生一段时间后，三姐说什么也不让我去学校了，她不想让我这个拖油瓶每天跟在她后边，三姐也是孩子，她也想玩，可是每次下课还得照顾我，学校也不太愿意让我们去，这样就影响学校的正常教学。妈妈只能干农活时带着我，好在咱是农村孩子，皮糙肉厚，跟着母亲干活比在家里强多了，母亲在哪里干活，我就在哪里上班，只是妈妈顾不上照顾我，每天都变成一个土孩子，最夸张的是，每天的鼻涕涂抹在两个脸颊，厚厚的，黑黑的，闪着幽幽的乌光，有点像剧中的黑脸包公。内蒙西北部的风，凛冽如刀，长时间随母亲在野外，脸皮被风吹得如针刺一般，衣服摩擦都会很痛，手上、脚上裂开了血口，妈妈只好把我留在家中，这又让她很不放心。最后父母商量后决定让我过一年去上学，那时我已经七岁，勉强可以上学了。至此，我一口气在学校当了十多年的学生，与学校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后在我将近一生的岁月，那跑马灯一般的人物从我眼前经过，或种植在心间，或相忘于江湖，学校是最值得我敬仰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