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政治哲学中形形色色的平等主义可谓不少，然而就一般而言，平等的可能性及其限度何在呢？托马斯·内格尔的《平等与偏倚性》一书试图解决这个问题。
总的来说，内格尔的观点是：平等主义来源于个体的非个人性立场，因为这种非个人性立场将会带来无偏倚性的要求，而平等主义（而非功利主义或其它）是对这种无偏倚性的正确阐释；但是个体的个人性立场对彻底贯彻这种无偏倚性和平等主义形成了阻碍，或者反过来说，个人性立场常常不受制约地溢出，并破坏平等与无偏倚性的要求；因此，或者个人性立场要发生一个不小的转变，把非个人性的立场内化到个人性之中——这显然有些乌托邦色彩，或者要设想一种制度可以使两种立场及其动机分离开来；否则，在同意理论这一正当性基础上将无法发展出可信的平等主义理论。
一、两种立场
就我的生活必须由我来过，因而我的生活对我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来说，我占据了一个个人性的视角；而就我可以抽离我个人的身份而意识到人人都面临这样一种情况来说，我占据了一个非个人性的视角。前一个立场中最重要的是个体性的偏好、情感、目的，没有这些，个体的良好生活就是不可想象的；而后一个立场则提供了一种对每个个体不偏不倚的观照。
内格尔用四个阶段的序列揭示这两种立场的含义：第一个阶段是非个人性立场面对个人性立场时的基本洞见——每个人的生活同等重要，即产生一种无偏倚性的要求；第二个阶段试图厘清这种无偏倚性的含义，而它被看作是平等主义的；第三个阶段是非个人性立场及其平等主义后果再次面对个人性立场，我们的个人性立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支持这种无偏倚性和平等主义的问题被提出；第四个阶段提出政治理论的问题，即提出一种政治理想来解决个人性立场与非个人性立场的张力问题。
其中第三个阶段是关键，它提出了核心问题：虽然从非个人性立场出发，平等主义是值得追求的和直觉上有吸引力的，但这能够提供足够的动机让我们的个人性立场支持它吗？不允许个人性立场进入政治哲学的辩论是不合理的。内格尔希望把第三阶段称作康德式立场，因为它试图提出一个一致性的理想，这种一致性与不考虑个人性立场的一致性是不同的，它必须同时得到混合两种立场的人的支持。
单纯从个人性立场出发构造政治理论的代表人物是霍布斯，他的当代传人高蒂尔还在继续这一思路。但内格尔相信非个人性立场的重要性及从中产生的平等主义的价值的客观性。高蒂尔的互利理论根本不是一种道德理论，而是一种道德现象的理论。相反，功利主义使得非个人性立场不受制约地支配一切。这也正是内格尔所不愿看到的一种景象：或者是极度的现实主义——霍布斯的理论当然是其典型，或者是乌托邦——对此只需引证功利主义多么不具有心理上的可能性。
二、正当性条件及内化问题
为什么对康德式立场及其问题的解决至关重要？因为内格尔是从同意——授权出发，证成国家正当性的。当然，这种同意不可能发生在每一个琐碎的层面上，只能在原则层面上；也不可能苛求得到了每个人的同意，只能在道德论证中被同意。
个人性立场能够对平等主义做出什么样的让步，这是令人怀疑的。内格尔称，一个正当的体制，应该满足“无人能合情合理地拒绝”这一条件。这一条件是非常抽象的，只能说，对应于个人的两种立场，体制必须在两方面都取得成功：无偏倚性和偏倚性。体制不能过度压缩个人性的立场来贯彻无偏倚性的要求，同样不能放任偏倚性溢出伤害到无偏倚性。体制必须不偏不倚地对待每个人，但要为个人留下足够的私人空间，在这两方面要求都不被弱化的情况下，我们设想体制的空间似乎是极为狭窄的。
当然，我们可以设想非个人性立场逐渐内化为个人性的立场。我们从性别歧视、种族隔离、宗教迫害的社会中走出来。今天，无论是在自由体制下还是在非自由的体制下，都有大量的人会反对上述的罪恶，这不仅是从非个人的立场出发，也是从个人的立场出发，因为这种无偏倚性的要求逐渐内化为个人性的动机。
这种内化当然会消除两种立场之间的紧张关系，但这种内化有其尽头。这种内化足以让我们建立起一个自然的自由体系，即在反对上述罪恶中，无偏倚性的非个人立场几乎内化到了每个个体的个人性立场之中。但再进一步的机会与物质平等，即便得到了确立，也并非是动机内化所致，或并未得到其支持。
即便在经济领域这种动机内化并非不可想象，也还有一个巨大的难题。我们的确不可能先验地否定经济领域中的行为动机会逐渐在内化过程中转变为追求公平，人们越来越难以难受与同胞在物质上的悬殊差距，如同难以接受性别歧视一般。但这种动机的巨大变化将使得凭借逐利个体为可能的市场难以为继，这可能又是一个难以接受的乌托邦。
三、平等主义
内化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社会化的问题，可以预见，随着人类交往的不断扩大，世界的复杂性日益增强，更重要的是——依系于血缘、伦理、文化、宗教的大大小小的共同体日渐衰落，人的社会化，即非个人立场的内化将会继续深入。但是，从非个人立场出发我们可以达及怎样的平等主义的问题还没有被解决。
从非个人性立场出发，我们有了一种无偏倚性的观点：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同等重要。但平等主义的问题是这样的：如果体制使得他们的生活互相联系，并使得他们的生活前景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体制的影响的话，体制将他们联系起来的方式就应该是支持平等的，而不仅仅是承认他们的平等价值。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非个人的立场对每一个人的关切是特殊化的，包含的是对每一个人的利益分离且平等的关切。或者更准确地说，这是恰当的非个人立场所包含的。不恰当的非个人立场由于持有一种对人们的利益的集合化关切，将引出不可接受的结论。由于个人是分离的，我们就可以优先考虑不利者的境况，而非追求偏好满足的最大净余额。内格尔还指出，即便无偏倚性不内在地包含平等主义，由于边际效用的原因同样会得出平等主义的结论。内格尔希望支持这种给予境况较差者优先性的平等主义，而不是更弱版本的平等主义。
对于更弱版本的平等主义，例如哈耶克所支持的最低保障的平等主义（也许很难称之为平等主义）为什么是错的的论证，必须再次回到正当性标准问题。在正当性标准中，正当性意味着“无人可以合情合理地拒绝”，这个拒绝，是指基于两种动机的考虑，相对于其他的选项（体制）而言的。也就是说，国家的体制要相对于其他体制被评价。用罗尔斯的话说，没有前制度的市场或者财产权，而制度是被选择的。
在哈耶克的著述中，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对于社会正义的批评。原因在于，他认为社会经济的状况，并非任何个人之责任，因而无所谓正义与否。但内格尔认为我们对社会经济状况负有一种消极责任：政府是我们的代理人，政府的制度产生了社会经济后果。通过选择政府赖以运作的原则的责任，我们间接地对社会经济后果负有责任。（哈耶克会根据他对建构理性“走火入魔”的批评和他有名的“非意图后果”概念拒绝“消极责任”的观念）干涉市场需要理由，但不干涉市场同样需要理由。我似乎应该提及金卡里通过对自由的概念的分析，揭示了自由放任主义如何通过偷换概念躲避对自由放任的证成。
内格尔指出，由于个体有自己的生活要过，因此不能无限度地被要求为他人做出牺牲，做出这样的要求的体制是无法通过正当性检验的。但与个体不同，体制没有自己的生活要过，因此可以对之有更严苛的要求。反过来，个体之间一种最低限度的道德也只有在一个无偏倚性已经得到了充分关切的正义的体制中，才是充分的。
四、平等的挑战之一
平等主义究竟如何面对着个人性立场的挑战？内格尔通过从两种立场的角度解释社会经济不平常的成因，指明了证成平等主义的困难所在。
不平等形成的原因有四重：歧视、阶级、禀赋、努力。其中，第一个和第四个原因最少争论：由歧视造成的不平等最少正当性，而由努力造成的不平等无可指摘。内格尔人为，这四个因素是构成对“我是谁”之认识的相关项的连续体，其中歧视最不具有个人性，完全是外加的，（虽然在一个歧视严重的社会中被歧视者可能会把这种意识内化）而努力最具有个人相关性。因为个人性立场没有动机欲求别人的歧视，所以无偏倚性在贯彻不得歧视的要求时不会受到个人性立场的干扰；因为无偏倚性必须为个体留下必要空间，而这起码要求不对个体努力的回报进行干涉。（因为个体的努力最具个人性，干涉之就要在偏倚性上失败）
但在阶级和禀赋问题上，情况就复杂得多了。从无偏倚性的角度看，如果不对这两个因素进行干涉，必然造成巨大的不平等。但从偏倚性角度看，对这两个因素的干涉不可避免地侵害了个人领域。如果分开来看，这两个因素也有细微但并非不重要的差别，其中禀赋比阶级具有更强的个人性。
阶级主要是通过代际的方式形成不平等。由于父母对自己孩子的偏爱，会有多种方式对自己的孩子进行帮助，以使得他们在竞争中获得优势地位。第一种方式将会直接突破个人与公共的界限，比如任人唯亲和裙带关系。这种情况比较容易处理。我们可以合情合理地禁止这种表达偏爱的方式。但第二种方式将是间接的，即上层阶级通过在教育上的更大投入使得其子女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通过禁止公共教育之外的教育达及无偏倚性看来是不可行的，偏爱自己孩子的动机目前看来还是太强了，而且这并非不合情理的。反过来说，孩子因自己所在的家庭受益也是合情合理的。甚至可以说，由于家庭对个人的重要影响，个人的自我和身份将不可避免地部分地由家庭所界定，因此无偏倚性的要求在这里会受到相当大的阻力。因为人们并不会自然而然地——起码不会像把个人和他人的歧视那样自然而然地——把个人和家庭分开。声称家庭因为在一个人幼时所具有的无所不在的影响力，并且这种影响力很大程度上被个人内化，所以家庭应该被看作个人的一个条件（如同努力那样）因而不接受无偏倚性的要求，这看起来并非无理，至少考虑到当前合乎情理的人们的动机是如此的。
如果人们毕竟还可以质疑凭出身获得优势，甚至出身良好者也可能反躬自省这一点的话，那么禀赋问题将带来更大的争议。如果家庭是以方方面面的影响才能进入个人的领域，禀赋则内在于个人之中。如果家庭有理由被看作同努力一样是个人的一个条件，那么禀赋就更有理由。如果我们毕竟可以禁止私人偏爱在公共领域的表达，并通过提供有质量的公共教育来缓和出身带来的不平等的话，那么我们能对禀赋却不能如此处理。禀赋天然地就是个人性溢出到非个人性立场，而不是它的某些形式如此。并且我们没有办法让所有人都禀赋都到达一个有意义的水平来缓和这种不平等。（也许我该提及基因改造和大规模生物工程的可能性）
显然，禀赋更具有个人性，因此更强烈地抵制无偏倚性视角的平等主义要求。设想一下，在一个对禀赋强行平等主义制度的体制中，一个禀赋高者将因为社会化的缘故感觉到自己由于禀赋优势所得的回报是有污点的，因为平等主义的要求将会拿走这一部分回报重新分配。鉴于禀赋是如此内在于个人之中，这种非个人性立场也许很难实现内化，它将遭到个人性立场的抵制。
五、平等的挑战之二
看来，无偏倚性要求的社会经济的平等遇到了个人性的偏倚性的抵制，在两者之间很难为体制找到立足之处。但无偏倚性和偏倚性的矛盾还在一个更为激烈的层面上展开，这在西方的语境中常常被称作宽容问题。
从非个人性的立场来看，基督教、佛教、犹太教、儒家以及世俗主义，这些世界观是平权的，只要它们符合正当或者正义的约束，国家就必须中立地对待它们。然而，对于基督徒来说，他的良心自由让他有权认为基督教的世界观是唯一正确的，那么他究竟为何该采取上述的立场看来是不清楚的。如果在经济社会平等方面我们还有非个人性立场和个人性立场的冲突的话，在世界观问题上似乎我们只有个人性立场之间的冲突了，因为这个个人性立场如此之强，以至于排斥非个人性立场。
相对于认识到每个人都有其生活要过，每个人都生活同样重要的无偏倚性，内格尔把在不同的世界观之间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称作更高阶的无偏倚性。现在的问题是，对于占据了不同世界观（这些世界观都持有对世界的一种排他性解释）的个体来说，他们没有任何立场可供站立以导出这种无偏倚性。
我似乎应该提到，罗尔斯从《正义论》的哲学自由主义转向政治自由主义就是为了给这种无偏倚性奠基。尽管为了提供这种无偏倚性的基础罗尔斯已经弱化了自由主义，但可能仍然是不成功的。因此格雷主张再一次弱化自由主义，从作为重叠共识的自由主义再退到作为“权宜之计”的自由主义。这个路径显示出自由主义经过不断弱化将会复归霍布斯式进路：即平等不可能是一种非个人立场的政治道德，而只能是冲突的个人立场之间达成的互利协议。
施特劳斯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在《相对主义》一文中指出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是自由主义危机的标志性文献，因为伯林像熊彼特一样相信“认识到自己的信念的相对有效性却还能坚持它，正是文明人区别于野蛮人的地方”。对于施特劳斯来说，一个人不能又相信自己的信念，同时在与之矛盾的信念之中保持不偏不倚。这要求一种自我的分裂，或者如内格尔所言，一种动机分离。我认为其可能性在于公民身份的培育。因为只有提供某一世界观的持有者这一身份以外的身份，才能提供对待不同世界观的无偏倚性的视角。公民和个体的区分可以引起动机上的分离，使得非个人性立场成为可能并且和个人性立场和平共处。
六、自我问题与人性理想
当桑德尔批评自由主义的正义的时候，他把矛头指向了自我观，他指责自由主义的自我观是“无所负载的自我”。而内格尔把平等问题放在个体的两种立场之间来讨论，这不禁令人思考自我的问题在政治哲学中究竟居于何等地位。
我认为，自我问题实际上是人性理想的问题。社群主义者所设想的有所负载的自我，就是一种人性理想，它更强调人与他栖居其间的环境的相关性，认为没有抽离于这种环境被定义的善。而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则认为人的最高阶的利益就是形成和休修正自己的善观念的可能性。社群主义的人性理想是共同体中的人，而自由主义的人性理想是自由的人。
如果说当代的政治哲学是围绕着“何为平等”展开的争论的话，那么没有哪一方可以在不诉诸人性理想的前提下阐发平等的含义。因为阐发平等待人的意义必须先阐发什么是人的问题。我相信，不同的平等主义的背后都潜藏了不同的人性理想的预设。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依然面临着康德问题：人是什么？
内格尔以从人性中的两种立场，两种视角所生成的两种要求（平等的要求和偏倚性的要求）“苛求”我们的政治理想，其意义就在于让我们直面人性的复杂性。我们不能任由平等的要求掌管一切，那将带来乌托邦；我们也不能任由偏倚性的要求掌管一切，那是一种过分让步的现实主义。改动一下德沃金的名言警句，内格尔希望我们可以——
认真对待人性。
2018.7.23补记：动机内化问题实际上是罗尔斯所说的稳定性问题或道德心理学问题。目前看来，自然的自由平等是具有无可置疑的稳定性的，也就是说反对歧视的动机已经完全内化到个人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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