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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政治的基调下，荷兰法官罗林心中的正义理想大受打击。一方面是法庭中“多数派”的强硬观念不断向他施压，政府逼迫他接受“多数派”的强硬态度；另一方面是他出于对法理上“程序正义”的执着，让他对那个印度法官帕尔怀有一定的认同感，却发自内心地不同意所谓“战争无罪论”的诡辩。各种矛盾集中体现在罗林这一个人身上，他显然成了一个戏剧化的故事主人公，而这一段情节本身其实是不符合历史真相的，所以本片叫ドラマ東京裁判：本片讲的不全是事实，是对东京大审判这一IP的戏剧化改造。
说到罗林，他本身并不是像帕尔一样罔顾战争残酷现实的，他也主张有罪之人要得以惩戒，但必须经由正当的、合法的程序来执行。只考虑形式正义在此时是不能保证实质正义的，因此他反驳帕尔，认定战争有罪，但有罪之人必须得到与其罪行相当的惩戒，并以他的方式递交一份异议书，希望在“程序正义”与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严酷惩罚之间找到一个平衡，最后却也是无疾而终。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设立之初即是为了惩戒日本军国主义，东京审判因为它的特殊性质，必然受制于战胜各国的国家利益，某种程度上是并不公正的，是一次对日本的惩戒与裁决；换句话说，从最一开始，程序正义就不在主席韦伯主导的“多数派”的考虑范畴。为了印证纽伦堡审判是正义的、合法的，审判团上来先是想要把这种报复性的审判照搬过来，却不幸触碰到了美国利益与天皇治下战后发展的规划、帕尔所代表的的东亚人民的反殖民理想这两颗硬钉子。
当然，最终必然地，“多数派”取得压倒性胜利，战犯均得以审判，并得到刑事惩罚。最后的量刑是多方势力相互妥协的产物，有些人譬如广田弘毅只是身处高位不作为，这些可以免于死刑的人被判了绞刑；而一些先前被评为甲级战犯，该被判处死刑的人，竟然因为种种妥协，因为不能判处他们“反人类罪”这一事后法而活了下来，石原莞尔、冈村宁次、山下奉文等人犯下滔天罪行，却因为美国的干涉，最后连“战犯”的名号都没评上...
东京审判是对军国主义的惩戒，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也并非合乎法理的正规法庭，没有程序正义，却处处彰显着实质正义与战胜国的利益纷争。后来设立的那个海牙国际法庭则不同，它更多地是一个代表多数派道德的符号，想要去持有程序正义，却因三个大国的纵横捭阖，最终也没能维护实质正义。
“真理只在大炮的射程之内”，现代社会的政治就是俾斯麦所言的现实政治，正义论、意识形态、伦理与道德，都要听从国家利益的指挥，所有的一切都应为了国家利益服务。像那个帕尔一样满嘴空谈正义的谎话是没有用的，日本之所以被十一国审判是因为他战败，中国之所以曾被欺压是因为我们落后。最后我们发现，只有强国才有资格谈和平，强大是多数派口中的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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