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越是繁荣，你就越能够繁荣。你越是发明创造，就越是能够冒出更多的发明创造。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实体世界经常出现收益递减，但思想世界就不一样了。你产生的知识越多，就越能产生知识。现代世界推动繁荣的引擎，就是可用知识的加速产生。
比如，自行车是个实体产品，符合收益递减规律，但怎样制造自行车的这个知识的价值不会递减。就像托马斯·杰斐逊的烛火一样，给出去也不仅不会有损失。恰恰相反，你把自行车的知识告诉的人越多，就会有越多的人发明出新的东西。传播有用的知识，会带来更多的知识，孕育出更多有用的知识。
是什么启动了收益递增的引擎呢？它们不是计划、指导或命令出来的，它们是从专业分工和交换自下而上演变出来的。
创新就像一团野火，只能璀璨地燃烧很短一段时间，之后渐渐熄灭，再过一阵子，又从其他地方燃烧起来。5万年前创新的最大热点在西亚，1万年前在在新月沃地，5千年前在美索不达米亚，2千年前在印度，1千年前在中国，5百年前在意大利，4百年前在荷兰，3百年前在法国，2百年前在英国，1百年前在德国，75年前在美国……就创造知识而言，没有一个国家能长久地保持领先。
既然创新会带来收益递增，为什么创新的火炬会传递到其他地方呢？答案藏在两种现象里：制度和人口。从前，社会靠创新填肚子，很快就会生出大堆孩子，超出国家土地承载能力，减少了发明家需要的闲暇时间、财富和市场。要不然，就是官僚制定了太多规章制度，统治者耗费了大量金钱用于战争，僧侣们修建了太多庙宇。他们也可能沉溺于金钱、变成食利阶层。正如乔尔·莫基尔所言：繁荣和成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天敌，养鹅人最终把能下金蛋的鹅给杀死了。
什么才是推动创新永动机的飞轮呢？为什么创新成了惯例，它又是怎样应了 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那句话呢：“19世纪最伟大的发明，就是发明方法的发明。”能把它归结到科学的扩展、货币的应用、知识产权的授予上吗？还是其他某种更加自下而上的东西上？
受科学的驱动吗？
培根最先提出，发明家把发现家的成果付诸实践，科学是发明之父。然而，工业革命出现的发明，几乎跟科学理论不相干。对蒸汽机做出最大改进的4个人里，有3个完全不懂任何科学理论，至于瓦特是否受过理论影响，历史学家们至今莫衷一是。相反，靠着他们的努力，真空理论和热力学定律才有可能出现。贯穿工业革命，与其说科学家给新技术造了什么恩惠，倒不如说他们受了新技术莫大的好处。
故此，自下而上的科学在工业革命初期发挥作用并不大。工业革命不是靠科学一星半点的灵光乍现给点燃的。之后，科学的确为加快创新步伐做出了贡献，临近19世纪，发明与创造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发明不再单纯地靠碰运气。即便如此，发明仍然是发明家凭借模糊但逐渐变得清晰起来的概念，半定向的、跌跌撞撞地摸索试错的过程。剑桥大学物理学家费伦德承认，就算在今天，科学家们的真真工作仍然是跟上技术修补匠的脚步，在他们发现了什么新鲜东西之后提出解释。
是资本的功劳吗？
对于是什么推动了创新引擎这个问题，金钱或许是答案。18世纪英国的一大优势就在于，它积累了一笔通过对外贸易创造的集体财富，又建立了比较有效的资本市场来把资金分配给创新家。18世纪又培育出了股份制度、有限责任公司、债券和股票流通市场、以及银行体系。这些底层结构有助于向发明家提供必要的资金、把概念转化为产品。
金钱在推动创新方面肯定很重要，但它绝对不是最重要的那一点。就是最具创新精神的经济体中，国民储蓄也很难找到途径投给创新家。今天，大笔的金钱被浪费在了未得开发的研究上，很多发明发现都没有用太多钱就做出来了。2004年，哈佛学生扎克伯格发明Facebook只需要很少的研发开支。他的第一笔投资也仅仅是来自彼得·蒂尔的50万美元。
是知识产权的作用吗？
兴许答案在知识产权上。然而，要说专利推动了发明家搞发明创造，证据很少。大多数创新从没有申请过专利。19世纪下半叶的荷兰或瑞士都没有专利制度，但两个国家都兴旺发达，很能吸引发明家。倘若创新之路的每一步都受专利保护，发明家还没开始检验自己的想法就要迈上艰难的谈判之路，那么发明带来的所有奖励都会在谈判中消失殆尽。
如今，美国体制下申请新专利最多的人是所谓的“专利倒爷”，即专门收购一些不太可靠专利的小企业，它们不想通过专利制造产品，而是通过打官司控告侵权者来赚钱。生产黑莓手机的RIM公司就向一家名为NTP的专利倒爷支付6亿美元。
当来了，某些知识产权还是有帮助的，尤其在小企业努力打入受巨头垄断的市场的时候。有人曾经对来自130个不同行业的650名研发主管做了调查，只有来自化学和制药行业的研发主管认为专利制度能够有效刺激创新。
创新刚出现的时候，知识产权是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要解释为什么某些时代、某些地方涌现了比其他时代、其他地方更多的创新，它的作用实在有限。
是政府出力吗？
虽说政府可以出钱要人们去发现新技术（卫星导航和互联网都是其他项目的副产品），但它并不是大多数创新的源头。创新不是一个能预测的产业，它可不太爱听从政府官员的吩咐。
是交换的力量！
驱动现代经济的创新永动机能问世，主要不靠科学（相反，科学倒是受了创新永动机不少恩惠），不靠金钱（金钱并不总是限制因素），不靠专利（专利经常挡了创新的路），不靠政府（政府才不擅长创新）。只要一个词就能解释这道难题：交换。思想观念日益频繁的交换带来了现代世界速度日益加快的创新。
回到“溢出效应”（spillover）。新的知识内容，不管它属于实用范畴还是理论范畴，不管它涉及的是技术还是社会，其典型特征都一样：你把它给出去，却仍然能留下它。你可以用杰斐逊的蜡烛点燃你的蜡烛，却不会让他那儿漆黑一片。
故此，创新家从事的其实是“分享”这档子事。分享，是他们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他们要不把自己的创新分享出来，创新对他们自己，或者对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半点好处。1800年后，分享变得容易了许多，近年来更是变得出奇的容易。交通和通讯技术更快、更远地传播了信息。
现代世界的奥妙就在于它实现了规模及其庞大的相互联系。思想跟来自全球各地的其他思想交汇，“血统”变得越来越复杂。电话与计算机搭上线之后，催生了互联网。摄像药丸是肠胃病学家和导弹设计师聊天时冒出的点子。几乎所有的技术都是混血儿。
正是在这个领域，文化演进较之基因演进存在巨大优势。出于不可逾越的原因，不同种属的动物不可能交叉受孕。（但不同种的细菌则可以，细菌80%的基因是从其他物种借来的，这也是细菌特别擅长进化出耐药性的原因之一。）一旦两个物种的动物存在实质上的分歧，它们就只能产下不能生育的后代，甚至根本无法繁殖。而这一点，也正好对物种下了定义。
技术源自把现有技术会聚成一个大于部分和的整体。亨利·福特曾经坦言：他根本没发明什么新东西，他只是把数百年来其他人的发明组装成了一辆车。
技术会繁衍，而且还是通过交叉混血来繁衍的。靠着溢出，一项创新跟其他创新相遇，进行交配。现代世界的历史，就是一部思想相遇、融合、交配和变异的历史。过去两百年里经济加速增长，也正是因为思想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混血。
以上是我阅读《理性乐观派》的一篇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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