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打牌下棋睡觉的都有，打牌（扑克）的人有人提出要小来来（赌资小的意思），几位队长听见了，立即劝阻，说是上午大队部开会，党委书记说以前一营里也有小来来的到后来打架什么的。所以要求大家不要赌博。大家也就听从了，于是玩抓地主，打杜勒克、捉猪猡、四十分的各择其好。
这天虽冷，队部那里的池塘结了薄冰，但太阳晒在人身上还是暖洋洋的。室内、室外玩牌、下棋的人很多。汪立成、邬副队长和我在营地兜着。在队部场地上围了好些人在看俩人下象棋，我们也挤了进去。一位头发有点花白的人儿，方脸小眼的，全神贯注着棋局，脸上不露声色。我们一看棋局，形势显然对他有利，旁观者有人为将输者出谋划策，他也稳稳地坐着，不言不语，显出胸中自有雄兵百万。再多策划，也扳不转棋局。输者认输，再开棋局，一而再，再而三地输着，有出划者见其不同谋划，言语中有些指责。输者不服气：“侬有本事，侬来来看。要晓得，这个老山东是阿拉上鞋×厂五七、五八、五九三届冠军了。”汪立成听后，笑眯眯地对其说：“兄弟哥，我已看了会，你要肯让我的话，我来试试。”输的人朝他看了眼，似不想挪窝，旁边的人就纷纷议论：“让别人试试，摆擂台吧。”“臭棋篓子，又不听别人的，是该下来。”输的人这才起来。
汪立成坐下前，先抱拳向围观的人一拱：“我也是臭棋篓子，只不过有点技痒，显臭而已。”坐下瞬着眼睛对老山东说：“老哥，手下留情。”老山东朝他看了眼（其时，在俩人让位时，老山东已将自己一方的棋子各就各位）：“哪来那么多废话。”汪立成忙将棋摆好：“老哥，请。”“你走！”“我不客气了。”汪立成，三路兵进一。老山东当即来个当头炮，汪立成右路马跳。几步下来。我注意到邬副队长有些不以为然。但二、三十步后，老山东动子的时间越来越慢了。这时，邬副队长的神色转凝重。围观的人先是静静地观棋不语，到这时，窃窃私语声起，有人兴奋：终于撼动了老山东擂主之位，有人帮老山东出起注意来。一局下来，老山东输了。邬副队长在我耳边悄悄地说：“老汪侥幸。”第二盘，我注意到老山东不再礼让，双方将子放好，不言不语立马当头炮了。
第二盘鏖战时间更长了，看的人，先是静静的，后来帮双方出主意的议论都有。老山东先是有些不耐烦，叽咕道：“有本事的下来。烦，烦什么呢。”几盘下来，双方互有胜负，状似棋逢对手。我又注意到老山东在有望赢时，旁观的人话再多，也不在意，若要输了，便变脸变色的，有盘棋，甚至喊了嗓子：“闭上鸟嘴。”于是，看的人少了些。我再注意下老山东，从他脸相来看，是个卅左右年纪，从他敦实的身板来看，是个壮实汉子，从他直白的言行来看，是个爽直之人。虽然只有两个小时的见识，他却给我留下了印象，如文艺评论家说的，此人性格鲜明。汪立成下了几盘后，就还给那位让给他的人，对老山东说：“老哥，棋下得真好。”“好说，有机会再来。”老山东回了句，我们仨离开后，邬副队长与汪立成讨论起刚才的棋局，汪立成说：“老邬，看不出你的棋艺也很高，只是我们队里没人带象棋，否则回去下几盘。”我说：“队部小卖部里有象棋卖。”他们俩都不接口，我则说：“我来买一副，回去下。”他们就陪着我去小卖部买了副象棋，我付钱，汪立成伸手接了象棋。回到宿舍，汪立成就要与邬副队长下，邬副队长让我与汪立成下。我说：“我学会不久，还是你们下吧。”俩人就下起来，自此，这副象棋再未回到过我手里。
五点钟吃夜饭，每人一段花鲤鱼或头或尾，人人吃得开心。厨师烧得好吃是一个原因，还因为是像一个人几天没洗澡，去洗了个澡，全身轻松舒坦一样。到了晚上躺下以后，还议论着这个鱼，那个肉的。而我早早地进入梦乡。
一月十五日，队部通知：各小队统计一下，每个队员吃到二月九日止，还需多少饭票，十六、七日汇总到后勤组，十八日晚领饭票。这工作由我先开列了全队人员名单，随后与邬副队长一起边登记边收粮票、钞票。收齐交到队部，十八日晚去后勤组办公室领饭票。那是四九的第一天，天气十分寒冷，队部池塘里在白天的阳光下还结着白色的冰。晚上更冷。在后勤组办公室里，挤着每小队的二个人也不觉得有点热气。我们队除了那会哭的姑娘外，或多或少地都买了些饭票，共有七百多斤，我与邬副队长用僵硬的手指点着。那位后勤组长坐在办公桌旁，嗨嗨笑着：“这天真冷，大家点饭票手都僵了吧。我可告诉大家，我在我们单位就管这工作，四、五年了，成千上万的饭票进出从无差错，你们尽可放心好了。”有人便说：“总是点清了好。”他也不反对：“没错，点清了好。”我对邬副队长说：“我们别点了。由我去向他要三两饭票。回去发，有多余你留着，若还缺，由我拿出顶上就是。”他想了想，说：“好吧。”于是我捧了已散开的饭票走到后勤组长那里，轻轻地对他说：“我们点了两遍，少了三两。”那后勤组长朝大家看看，都在各自点，并未注意我与他，他就从身旁办公桌的抽屉里拿一黄一蓝俩张饭票放在我捧着的一堆饭票上，一挥手。我就转身回到邬副队长那里，我们就回自己的草屋去。分发下来，确余三两饭票，我们俩相视一笑，我示意他留下。我心里在想：那位后勤组长到真不是吹牛的。只可惜，他缺少自信心，似乎还少些什么。反思自己，是不是用‘仗义’做了不仗义的事？嗨，这不是天太冷了吗，作了自我安慰。
一月廿五日，我猛想起，我要二月十日才能回上海，一回上海就要过年了。于是在中午立刻写了信给童笃鑫姨爹，并附上给车间财务老张同志，让支付十五元给童姨爹的纸条，请童姨爹带给外公、外婆。这是一年来，端午、中秋之后第三次给俩老的钱。写好即到小卖部买了信封、邮票，写好贴上，将信塞进一只小邮箱内。小卖部的人告诉我，今天下午，邮递员正好逢五、逢十的送来报纸、信件，顺便带回去信。我幸喜地问了句：“这信什么时候可送到？”“这样，三天吧。”我在想：童姨爹不知什么时候会看到信？他，右派份子的帽子是摘了，不过也已从技术科下放到一车间。一车间成立一个机修组，也有车、钳、刨床，四个人在那，其中一个年青人，刚进厂的艺徒跟了一位党员师傅，二人都姓朱，师傅人胖，人们都叫他‘老猪’，在上海话中，猪、朱同音。“老猪、小猪”的二人到也乐呵呵。他们对童姨爹自然负有监督责任。不过，老朱很欣赏童姨爹的技术，还关照小朱：“你虽然跟的是我，但对其他人的技术也要学的，要学众之之长，这样才能为党为国家作出更大贡献。”童姨爹戴过“帽”后，为人低调了许多，进出厂门，目不旁观的，我与他对面相遇，他也如此，我叫了他，他只嗯一声管自走路。我担心他不会去门房间看信拿信。要是那样，也没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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