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胡适之

                        浔古

                  <绪>

    那一年，只是偶尔与朋友一起聊起胡适之，最后竟也陷入到了他的世界里。遥隔一百余年的相遇，只能于书籍中再寻他民国时的思绪。

    当他年轻归国，几句豪言，奠定了他在五四的地位。20余岁，锐气正盛，学界争锋，不输气势，亦有对前辈的尊重。四十自述，被骂了有四十余年，晚年亦称《容忍与自由》。

    胡适之的一生可称之为“誉满天下，谤亦随之” ，面对是非曲折，他亦毫不在乎，而于民国人人常言的一句话语则是“我们的朋友胡适之”。以至于林语堂先生在创办《论语》杂志时，一条禁语，即为“勿提我们的朋友胡适之”，然而这一切却并不能阻止。

    中国现代文明的开拓者首推胡适，五四后的中国民族性的觉醒，国家意识的形成，无怪于胡适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而他对于自己的定位即为“哲学是我的主业，文学是我的娱乐，而政治只是我的忍不住的一种新努力”。

    在五四，他扮演的是一个倡导家，而并非实践家，而这期间所进行的白话诗的写作，也只是为了证明白话文的地位。而其治学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亦有人讽为乾嘉所留的旧法，然实际却并非这样，委实为客观严谨的治学方法。

    或许他作白话诗不如徐志摩，写小说不如鲁迅，治史与钱穆相异，哲学史同冯友兰争锋。但却为白话文学的倡导者，中国哲学史的先行者。使中国同现代文明衔接。

    关于他，最初了解到的书籍即为《中国哲学史大纲》，此书最初的动机，即为补梁任公的后文，他遗憾于梁任公的断缺，而发志补遗。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为其书评为有四处特长：“第一，证明的方法。第二，扼要的手段。第三，平等的眼光。第四，系统的方法”。胡适亦自信称之为：“我自信，治中国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一件事要算是中国一件大幸事。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科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梁启超评之为：“这书自有他的立脚点，他的立脚点很站得住。这书处处表现出著作人的个性，他那敏锐的观察力，致密的组织力，大胆的创造力，都是不废江河万古流的”，“总说一句，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见石破天惊的伟论，凡关于宇宙观人生观方面，什有九很浅薄或谬误。”

    当胡适之遗憾于梁启超的断篇，而我却遗憾于《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只有上卷。

    当回到民国那段激荡岁月，时代已然剧变，一代又一代学人寻找救国之路，从魏源到严复，从梁启超到胡适，从尝试到实践再到遍地开花，谁又识得开创者的苦楚，背负骂名四十余年，锐气渐隐，然锋芒仍在。而在做驻美大使时因激烈演讲时留下的心脏病的旧疾，在晚年再次复发，一场晚宴，先生已远去......

    现今顺应旧籍，浅寻先生胡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