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癫，总体结构

自律使人学习，早起第四百八十一天

心理学和疯癞之间有着这样一种关系和如此根本的失衡，它们使每次以心理学字眼处理疯癫的整体、它的本质和属性的努力都徒劳无果。“精神疾病”这个概念本身就是这种一入场就被判刑的努力的表现。被人们称为“精神疾病”的，只是心理学中错乱的疯癫，也就是说疯癫在其本身使之成为可能的心理学中才被异化成了错乱。

在未来，应当试图把疯癫作为总体结构来研究——一个解放了的、不再被异化的、在某种程度上被恢复到其初始语言的疯癫的总体结构。

首先看来，对某些社会以一种特殊态度去对待人的举止和语言中的某些现象没有感觉的文化无疑是不存在的：这些人既非全然被作为病人来对待，又非全然被作为罪犯来对待，也非全然被当成普通人来看待。他们身上的某种东西体现了差异并呼吁被区别对待。我们要避免说这种东西就是会被科学精神确认为精神疾病的晦涩和扩散的第一意识；它只是疯癫经验栖身于内的空洞。但是在这种纯粹负面的形式下已经编制出了一种正面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社会投入并赌上了它的价值。这样一来，在死亡的巨大烦扰、世界末日的恐惧和另一个世界的威胁之后，文艺复兴在这个世界中感到了一种新的危险：来自内在，也可以说是来自大地的隐秘豁口暗中入侵的危险；这种入侵就是将另一个世界放在与这个世界的同一层面上，就像在光秃大地上精神失常者的人侵，以至于我们不再清楚是世界在一种难以置信的幻想中分成了两份，还是另一个世界侵占了我们的世界，或者归根结底我们的世界的秘密就是在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已经是别样的了。这种将奇怪放置在熟悉本身的中心的不确定和模糊经验在博斯那里获得丁可见的风格：世界上的所有贝类，每根草中都住满了微小、令人担忧和无关紧要的怪物，它们既是真理又是谎言，既是幻觉又是秘密，既同一又不同。《人间乐园》（Jardin des Délices）不是疯癫的象征性的和联合的形象，也不是一种处在妄想中的想象的自发投射，而是对一个离自己足够接近也足够遥远的，以至于向精神失常者的绝对差异敞开的世界的感知。面对这种威胁，文艺复兴文化考验了自己的价值，将它们投入到一个处在讽刺多于悲剧的模式之上的斗争中。理性也承认自己好像被一分为二，被自己剥夺了自我：它先前以为自己是理智的，而现在它发疯了；它先前以为自己知道，而现在它成了无知的；它先前以为自己是正直的，而现在它在妄想；当我们以为被知识带领进永恒的光明的时候，它却插进黑暗，插进禁忌的世界。将要统治整个文艺复兴时期的一整套赌博开始了：不是承认自己局限的理性怀疑论的赌博，而是同精神失常者赌输赢的理性的更困难、更危险、更讽刺的赌博。

在这些很一般和原始经验的背景上，其他的已经关联得更好的经验也在形成。它们是刚刚谈到的经验的正面或负面的增值，是对它们的接受和拒绝的形式。很明显，16世纪正面地增值并承认了17世纪将会不了解、贬值和打入沉默的东西。最广义的疯癫处在这里：处在对起初被理解为特异、精神失常、无理性的东西负面增值的文化现象中的这个沉积层上。在这里，道德意义投入进来，防御发挥作用，障碍被竖起，所有的排斥仪式也都在被组织：地理上的分离（就像在印度尼西亚的社会中一样，“特异”的人独自生活，有时是在离村镇几公里远的地方）、有形的分离（就像在我们这些实行禁闭的社会）或仅仅是潜在的、在外部勉强可见的分离（就像在17世纪初的欧洲）。

这些分割策略是感知疯癫的框架。能让人说“这个人是个疯子”的识别不是一个简单和立即的行为。这种行为实际上建立在一定数量的预先操作之上，尤其是建立在根据增值和排斥的界限而对社会空间所做的切割之上。当一个医生认为自己诊断出了确实的疯癫现象时，正是这个界限让他能做出疯癫的判断。每个文化都有其特别的界限，而这个界限也随着文化的配置发展；从19世纪中期开始，对疯癫的感受性的界限在我们的社会中显著地降低了；精神分析的存在就是这种降低的证明，因为精神分析既是它的后果也是它的原因。需要注意到，这个界限并不一定与医疗意识的敏锐度联系在一起：疯子完全可以被识别和隔离而又不必获得一个明确的疾病身份，就像19世纪欧洲的情况那样。

最后，还有与这个界限相关，但相对独立的对疯子的存在本身的宽容。目前在日本，被身边人承认为疯子的人的比例看上去与美国差不多，但是在美国存在着更多的不宽容，因为社会群体（主要是家庭）没有能力吸纳或只是简单地接受异常的人：住院、疗养或与家庭分离等方式立即就会被采取。相反在日本，环境要宽容很多，住院也远不是准则。战争和严重危机期间，欧洲收容所入住人数降低的众多原因中有一个就是环境的吸纳标准有了很大的降低，这个环境很自然地会比平常时期，比不那么受情势所迫的时候更加宽容。

对疯癫的医疗意识最终得以发展，就是在这块由四个层次构成的领域上。这样一来，对疯癫的感知就变成了对疾病的识别。但是还没有什么要求将这种识别变成对“精神”疾病的诊断。阿拉伯医学、中世纪医学，甚至是笛卡尔后的医学都不接受区分身体疾病和精神疾病，每个疾病形式都牵扯人的整体。心理病理学的组织还意味着要有一系列活动，这些活动一方面能分割器质性病理学和关于精神疾病的知识，另一方面能为两个领域定义一个共有的、抽象支配这两个领域中疾病现象的“元病理学”。精神疾病的这种理论组织与一整套实践系统相连：医疗网络的组织、检测和预防系统、救助形式、治疗的分配、痊愈的标准、病人在公民方面的无能和在刑法中的无责任定义：简言之，就是在一个特定文化中定义疯子具体生活的一个大集合。

摘选自：米歇尔·福柯，《精神疾病与心理学》，王杨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127-133。

2019年7月23日

我是有点逗的正经人

时而神经，时而正经，就是个不服输的人！

一名终身学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