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林
毫无疑问，金庸是一个被神化了的人物。有人认为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神话，有人说他是“文坛侠圣”。然而，也有人认为金庸学识并不是那样渊博——他担任浙大人文学院院长引起多方质疑；最后一次修订自己的小说令很多读者不满。虽然文学和新闻界对金庸褒贬不—，但并不影响我对他的持续关注。
据我所知，坊间至少流传着十多种《金庸传》版本，我先后收藏了其中的三种版本：一是由费勇撰写，华夏出版社出版；二是由傅国涌撰写，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三是由上官圣泓撰写，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这三本传记，我都进行了阅读，相对而言，我更喜欢历史学者、自由撰稿人傅国涌撰写的《金庸传》。
其实，大多数作者慑于金庸的光芒，以仰望的姿态居多。而傅国涌《金庸传》最大的难得在于，作者的心态是平视的，下笔冷静克制，中立平实，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他以客观、理性的尺度，依据大量详实可信的史料，写出了一个真实的人，一个出类拔萃的武侠小说家，一个备受争议的报业巨子。
傅国涌熟读金庸武侠，对江南风物非常熟悉，而且对金庸“老派读书人”的身份寄予了自己的理想和情怀。他首次利用第一手的档案，挖掘出不少鲜为人知的珍贵资料，矫正了有关金庸生平的许多讹误。不仅可以理解金庸作为报人、作家和商人的一生，并透过这个人物的命运更深地认识二十世纪风云跌宕的大时代。
对于傅国涌的《金庸传》，著名金庸小说研究者刘国重如此评价：傅国涌写的《金庸传》最有影响，也是目前为止最好的一部《金庸传》。对金庸的评价，更平和，对他有更多同情与理解。其他《金庸传》都做不到这样认真、全面、细致。傅国涌的长处是对中国现代以及西方思想的认识，他的短板是对古典中国了解不够，缺乏“温情与敬意”。
金庸是幸运的，当时，他几乎每天都要在报上发表政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分析内地局势，每每预言，几乎都命中。同时，金庸写了15部武侠小说，他用书名首字作的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脍炙人口，在武侠迷中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上世纪八十年代金庸小说大举进入内地后所引发的武侠热，至今不衰。
或许，金庸在报纸上发表武侠小说只是为了吸引读者和扩大销量，而真正想传递给大众的却是他在社评中表达的对国计民生、两岸三地、世界风云的关切。在金庸创作的高峰期，左手政论，右手小说。这种写作策略，使武侠小说家金庸一改“边缘”姿态，在某种程度上介入了现实政治与思想文化进程。
不过，作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具传奇性的人物之一，他的为人处事是否真如傅国涌的“金传”所言，相信也是莫衷一是，没有唯一的答案。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说法，不必强求。于我这个普通读者来说，对于金庸的感情略显复杂，既有对他武侠小说的喜欢，更有对他报人生涯的敬佩，也还有对他晚年过往的些许遗憾。
尽管金庸去世已经四年了，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现在还不时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往往是娱乐版，他的功过是非往往有争议，爱之恨之不屑之都有。例如，著名作家王朔一直对金庸持不同看法。为了批评金庸，他专门写了一篇题为《我看金庸》的文章，他在文章中用了两千字对金庸进行了毫无留情的贬斥。他鲜明的亮出了自己对金庸文学创作的轻视，直接将武侠小说贬到低俗、不入流的位置。
作为报人，虽然金庸完成了自己的华美演出，但他是复杂的，如同他亲历的那个时代一样。换句话说，1993年金庸卖掉《明报》之后，他与这个时代的关系就渐渐淡去，他的人生也处在慢慢的落幕当中。之后，在他身上发生了一些引起争议的事情：加入作协不能不让人有“卿本佳人”之叹；捐西湖边的云松书舍给杭州市政府不免让人怀疑为何要行此锦上添花之举；担任浙大人文学院院长引起多方质疑；最后一次修订他写的武侠小说令很多读者不满。
鉴于金庸晚年的许多表现，已经没有什么真实的影响力了。要有，也只是在他的铁杆粉丝中仍保留着挥之不去的那种影响。说得直白一点，他在生命的最后二十年，一步步亲手把自己的影响力卸载了。傅国涌在《金庸传》中的一句话对他的总结入木三分：“滚滚红尘之中，他飞来飞去，是耶非耶，天下后世，自有公论。但无论是多么辉煌，多么耀眼，天亮了，星星终将隐去，千千万万的生灵，又要开始一天新的生活，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故事终将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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