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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陈寅恪、林徽因、顾准、孙冶方，常常忍不住哽咽、激愤，为他们多舛、波澜万丈的命运——那是一种怎样的悲壮啊！但更令我动容的，是他们那种历尽难以想象的压制、迫害，仍紧紧坚守的对命运的淡定，和中国传统文人那份入骨的傲然和坦荡。
这是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独有的铮铮“风骨”。
这种品格，让他们面对多灾多难的命运永不徒然抱怨，让他们面对非人的侮辱永远自守生命的高贵，让他们自己生不如死仍不忘文人对国家、社会的责任，让他们面对无知、不解者茫然的轻蔑和历史的倒退，仍坚守学术的良知、人性的正义。
陈寅恪，本世纪学界公认名动国际、却久被淹没于历史故纸堆中的大师。终生秉持“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学术人格的他，到了六十年代，避无可避地被指斥为反动派祖师爷，含冤离世。
林徽因，生平毋庸赘述。当年日军压境，拖家带口逃难至云南，日后回忆旧事，讲的是：“提起来真让人伤心，那个时候我病在李庄。天津发了大水，我们撤退前存放在天津英租界的英资银行保险库中的图片和资料，涨水后全部被淹毁了，这是我们积累了多少年的心血和汗水啊！听到那个消息，我跟思成抱头痛哭，把孩子和妈妈也都吓坏了。”
顾准的一生坚持独立思考，堪称时代先知先觉者。早在1955年，便批评斯大林“以道德规范式的规律吹嘘、粉饰太平的理论来描写社会主义经济”，并指出“这个理论体系，看来是注定要垮台的”。1957年发表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第一次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后来被打成右派，文革中遭受迫害，他仍坚持独立思考，追问“娜拉走后怎样”。
同样那个时代，我国经济领域不考虑经济基础、片面强调大干快上、超英赶美的热流横行。尽管有一些经济学家持有异议，但迫于政治压力缄口不语，唯有极少数敢于坚持真理的人挺身直言，孙冶方就是最突出的一位。他尖锐指出，社会主义经济也必须遵循价值规律，决不能凭主观意图行事。有人说，外面风声很紧，你就不要再讲了。他一甩袖子说：“我是经济学家，不是气象学家。风声？对不起，没研究过那玩意儿！”结果被定为修正主义，“文革”中身陷囹圄。在狱中，他也没有放弃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用无数次反复琢磨、记忆的腹稿形式“写”下一部三十余万字的《社会主义经济论》——一章有分析、有见解的腹稿打完了，再去构思下一章时，已经做好的文章会全部不翼而飞，只好再作第二遍、第三遍。他以惊风雨、泣鬼神的毅力，前后共“写”了85遍。从古至今，从结绳记事到拼音文字，曾有人从事过这样宏伟的事业吗？！
环视当世，前辈们的这般铮铮傲骨已若无迹可寻了吧？我们早已慨叹“这个时代没有大师”。这是时代的进步还是倒退？不若说，这是中国文化之痛与殇。
期待大师，期待中国文人风骨复归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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