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 ‘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与‘后

二十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 ‘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与‘后文革’一代

1949年中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像极了辛亥革命前一代知识分子，但这个新时代不属于五四及后五四一代，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政治任务——忏悔和改造。如毛泽东所说：“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还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是从阶级、道德方面给五四及后五四一代自由知识分子的定调，它具有十分丰富的政治含义。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是这些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坚强、勇敢的工农群众，用血肉赢得的胜利，而比起这些，知识分子不得不拜服在这神圣的光辉下。这也使得这场思想改造对于许多人来说是自愿的、无比真诚的，而那些非自愿、而坚持自己人生信条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遭遇也使他们无法再进行思想和社会活动。

在五四及后五四一代自愿或被迫接受思想改造时，建国后至文革前这段时间是属于‘十七年一代’。这一代多出生在抗战前期，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不但是有连绵不断的战争与灾祸，而且有极强的意识形态背景。这就使他们在各自研究领域是自觉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而与以前五四及后五四一代开创的研究范式进行切割，在他们这一代完成了马列主义话语在各个学科重新的建构。这一切都是与政治相联系，不但在他们的思想上，此后他们的学术生涯又为连延不断的政治运动所影响、打断，这一特点与晚清一代知识分子极像，但问题在于，晚清一代是以多种主义、思想为救亡自愿参与政治斗争，而这一代则是在领袖意志主导下被迫卷入，没有了危亡的国际形势，他们参与的是阶级间的殊死搏斗。当坏的时代过去，八十年代到来，领袖意志不能再主导他们，在幡然醒悟后也是他们再次竖起了反封建、启蒙的大旗，民主与科学再次成为了他们的口号，这不是新时代的五四吗？六十年我们又回到了‘启蒙’这个这个话题，这是为什么？

事实上在二十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中只有这前四代已经进入历史（十七年一代部分还没有）而此后的两代依然活跃在当今各个领域，所以一下只是简单介绍这两代：

‘文革’一代，这是八十年代“文化热”的参与者，也是文革时红卫兵和上山下乡运动的参与者，多出生在建国前后。他们与共和国共同成长，既是共产主义理想的受益者，也是动荡政治的牺牲者。他们也是恢复高考后在学校在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在经历一个反智时代后他们也深知知识的重要，在学习视野方面超过前一代人，尤其是对于西方的学习，从而形成了他们开放、多远和博杂的学习心态和知识体系。

‘后文革’一代，这也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后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大多出生在文革时期，但那段苦难的岁月在他们思想方面基本没有留下印象，他们是幸运的一代，学生时代的“文化热”赋予了他们追求知识的文化底蕴，此后他们或出国留学或在国内上研读博，没有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在求学时代收到了完整的、系统的专业训练，此时他们正是国内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

“总之，这几代知识分子缩影式的反映了中国革命的道路，他们在辛亥革命失败之后，迈过了启蒙的二十年代（1919——1927），动荡的三十年代（1927——1937），战斗的四十年代（1937——1949），欢乐的五十年代（1949——1957），艰难的六十年代（1957——1969），萧条的七十年代（1969——1976），而以“四人帮”的垮台迈向苏醒的八十年代。”李泽厚说如是。

（李泽厚先生）

似乎还需要谈论一下，围绕知识分子一个重要的命题——启蒙，为何启蒙的二十年代在经历经历六十年之后又会在八十年代再次出现？这是一段没有完成的启蒙，是被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压倒的启蒙。五四时期的自由民主科学大旗下的反封建、反专制，是在当时内忧外患稍有缓和的情况下提出来的，但当军阀混战、外国入侵加剧时我们不得不暂时放下这些对个体尊严、权利的重视而服膺与国家和民族的需要，这需要的是统一的意志、钢铁的纪律，任何个人都是无足轻重的，两党都一样。统一、集中、集体之下专制复辟成为可能，建国以后“中华民族族依然是到来最危险的时候”，文革中专制复辟就是顺利成章。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未被清算的中国小农思想注入其中也是极为重要。

这也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讽刺所在：在封建主义将灭的前夕启蒙与解放登上历史舞台，但当封建主义还未被清算时，为求中国问题之根本解决，而行革命，封建主义却又在革命中以另一种姿态复活。在六十年后启蒙又被提起，当它再次消沉。

现在在许多话语体系下‘知识分子已经死亡’，或许现在谈论这个主题已经没有了意义。那还有什么是要坚持的？

新千年已经开始，回眸过去我们似乎极为乐观。

参考：      《中国知识分子十论》——许纪霖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李泽厚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李泽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