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全球生态联盟的重要性
2020年1月31日凌晨03：50分，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中国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再次证明了，此次事件通过疾病的国际传播，构成对其他国家的公共卫生风险、并可能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的不同寻常的事件。所有应对措施都迫使全球生态治理与管控趋向于整体性约束，并实际地进入了超越国家主权之上重构未来生态联盟的新阶段。
（1）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疾病传染与病毒传播的公共卫生事件在世界各地频发，而且愈来愈缩短了污染与传播时间和密度增发的态势。近20年来从Sars、埃博拉、疯牛病、猪瘟、鸡瘟到中东呼吸综合症等病毒，几乎每几年就会以各种变异疫情方式袭击不同地区和国家。疫情广泛流动、集中化和爆发时段的缩短，使得人类在现行工业化社会体系中所建构起来的疫情防范制度和灾难预警安排、以及灾难挽救体制都受到了全面的挑战。全球长时段的疫情频繁爆发、和短时段疫情失控状态已经成为全球生态治理的新常态。它客观地提出了建立全球生态预警和疫情防范新的世界共同体系必要性；也是对现行所有主权国家在法理上和实际操作上提出了制度化的跃迁和生态观念转型重要契机。
（2）建构超越国家主权之上生态整体管控架构对于国际社会走向生态联盟建构是一个必然的选择。但是现行国际社会原有应对灾难和疫情防范制度都是基于国家主权之内的狭隘利益之下所管辖需要决定。所以，当外部生态危机和疫情波击了主权国家之时，所有可能采取的措施都陷于传统国家主权架构之内选择。政府此时最有可能选择仍旧是沿袭旧有管辖范围局部治理方法。新的生态社会制度跃迁恰好是建立在全球体制相互配合和支持生态关联体系内，使我们可以借助现行国际社会生态主权整体性，积极重构我们生态安全体系而直接获取世界生态联盟的支持，避免因缺乏国际间有效通力合作，而同时也是迫使自身僵化政治制度逐渐走向开放式国际建构性改变推动力。超前的以超越国家主权之上处置全球生态治理视野，是重构国际社会生态整体治理联盟和生态政治的必然选择。
（3）在超越国家主权之上建构未来新的国际生态联盟，是需要从国际公法和基本法理学取得生态认知和生态伦理高度共识的。先前分散式的人类社会终于走向全球生态治理历史阶段说明，从生态整体意义上，人类文明进化到了对地球生物圈嵌入智能化革命新阶段。这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全球通讯、交通和信息网络社会的形成。从深层生态意义上已经揭示了全球生态广泛连接性和相互依赖性自然和社会基础。这是因为，过去所有全球生态预警的问题都是在环境政治运动初期提出，首先关注的是地方和国家有限物质资源进行生产与生活引发环境危机。但是进入21世纪之后更多的自然灾难都是因为人类干预生态整体运行带来的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危机。所以每个区域和地方以及国家都是地球生态整体组成部分被全球化放大了并集中化表达了。在这种情景下世界生态范围以具体环境问题扩展到全球，它们共同造成了世界生态危机的发生、以及疾病传播和疫情内在变异的相似性。在地球生物圈的深层结构上，改变了全球生态整体健康运行方向和修复自身环境能力的衰退，这是人类历史与自然进化具体形态所呈现出来加强国际社会重组生态联盟的社会基础。
（4）21世纪生态与疫情的关联处于日渐紧张和扩大的趋势。人类活动与生态深层的复杂结果呈现为不断地加速度破坏和被人为改变的状态。世界范围内巨大物流和人流加速度、大规模和跨国际的运行，致使诸多生物病毒变异始终处于大交换的前所未有的状态。这说明，人类世在干预地球表面和深层生态结构力度加强的同时，也在获取和索取巨大物质能量能力增强状态下，呈现出了更多人类生态认知不可确定模糊边界增多，以及难以界定灰色生态地带产生，结果就是连续导致了全球生态问题和环境灾难多种交织和叠加现象不可控制的存在。
（5）当前全球生态危机普遍化除了疾病传播和疫情扩散之外，可能更多还是影响全球层面的、在世界较大范围内那些引发环境整体退化的问题更多，如核泄漏、全球二氧化碳排放过度引起的气候变暖、冰川的融化、海平面的上升、生物多样化的丧失、石化资源面临枯竭、生化毒物带来了不可预见病毒扩散和叠加效应爆发等等。这些世界范围内环境叠加事件的增多和复杂化，它们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频繁和大规模化难以管控，任何一个单独地国家体制都无法应对这种持续增加和爆发的破坏力，从中也可以显现出全球角度寻求重建生态联盟强烈的政治诉求。
（6）从长远全球生态治理角度看，在超越国家主权其上去寻求全球生态联盟政治诉求，可能是国际生态政治取得合法环境权益，并重组人类社会生态政治与外交的前提。在生态整体意义上实现合作机制的唯一途径，不论是绿色主体间性的主权联合，还是生态整体主权获得国际社会承认，任何传统国家法理意义单纯地域和国家安全目标的追求，都违背了地球生物圈与作为人类整体平衡的缺失。所以，选择适当放弃部分国家主权而让度给生态国际联盟共享，这是从国际法律制度和生态灾难处置上寻求积极对应基本手段；它也是推动未来国际社会建构生态联盟作出法理上的解释。这一切都意味着人类可能在遭遇到更大的生态悲剧和自然灾难时候，会因为生态整体意义重建人类文明演进地普遍化发生而保护人类陷入毁灭的境地。当然，它也是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共同风险和生态灾难时必然要解决全球化的问题。
（7）重朔我们国家生态整体观念的时机已经成熟，对现行所有政治、经济、文化体制进行生态反思也成为可能。一场重大生态灾难发生后所引发的制度改变和观念修正最好的时机。它可以帮助我们认知与承认与国际生态需求还存在相当距离和差异；在根本上，我们还未能建立起国际社会渴望我们应该建立起来那种严格意义上的生态整体政治预警和防范体制。重建我们缺失的、甚至有些僵化的、和沿袭着传统国家政治治理的制度，跃迁向国际生态联盟和可持续操作政治制度改变。这对于我们来说应该是一个绝佳机会。打碎旧有的政治体制对于全球生态落后滞后管控模式，重新建构积极有效和寻求更多生态整体需求，超越现行国家主权之上人类生态整体诉求的实质性跃迁，寻求和建立整体人类生态共同体的宪章。因为未来的全球生态危机远远超越了我们当代国际社会任何联盟的治理模式。中国社会通过自身疫情防范和治理扩散必须响应国际生态联盟的建立，重建我们生态管控整体机制。这一切对于中国社会未来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生态制度跃改变的迁期和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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