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献，是一个挺美好的词儿。
打从穿开裆裤起，父亲就教育我要多做事，少说话。上小学后，校长带着我们读“老三篇”之《为人民服务》，班主任教导我们“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音乐老师领着我们唱“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师长的耳提面命，让傻帽的我养成了吃苦耐劳、乐于奉献的品质；社会的耳濡目染，让我变成了像老舍笔下的王利发一样随遇而安、安分守己的顺民良民——好好读书，将来谋个饭碗，娶个老婆，再好好过普通人该过的日子。
这些，我都听进去了。
于是，七十年代末考学那年，我考了也考取了，谋到了现在这个聊以糊口的职业；八十年代初师范毕业那年，热血沸腾的我响应号召，志愿到老区中的老区执教，可我的同班同学却通过各种关系各个渠道留在了城里；九十年代初评聘职称，我刚进而立之年，领导上门做工作，说我还很年青，让我发扬点风格，讲点奉献，把中级职称指标让给一个逼近更年期的迫切需要的同事，我也答应了。九四年一位从下面调进城的曾搞个屁大主任的同行找到我家，套近乎扯淡了老半天，原来他想接替我搞教研组长，我感到很好笑很好玩后，就满口答应了他。九八年我晋升高级职称后，每年评模考核，自知这些虚名于我而言已无多大意义，而更多苦逼的同行可能更需要，我就干脆主动申明“不要”了。
就这样，我们在“讲奉献”的声浪中慢慢长大，又在“讲奉献”的聒噪中渐渐老去。
上世纪九十年代，韦唯一首《爱的奉献》，让无数国人高歌传唱，深受感染，引发共鸣。是的，这个浮躁的时代如果人人都乐于奉献，那么，社会将多了许多温馨和谐，少了许多大腐大贪。现实没有如果，所以每当大会小会，领导坐在台上日哄日哄地教导草民要“讲团结，讲正气，讲奉献”的时候，我总觉得好笑，总觉得这是对“奉献”这个美好词儿的一种最龌龊的亵渎，总是从心理产生一种深切的鄙夷。
请瞅瞅某些领导的嘴脸：刚说完“讲团结”，散会后就打电话给某些人，为评职称通风报信；刚说完“讲正气”，就溜进宾馆包间，酒酣耳热之后就对其爪牙封官许愿；刚道完“讲奉献”，教导老师们“校衰我耻，校兴我荣”，要老师们以校为家，拍屁股就为秋季换届自己的升迁，屁颠屁颠地到处托关系，找门路。
还有，作为一所农村普高，老师们待遇差是不争的事实，草民早有这个心理准备也能理解接受，压根儿没想到要跟局里的亲儿干儿去比，谁叫你是小娘养的呢？可我们的领导大会小会上，总是不厌其烦地大言不惭地高调宣扬：我们的待遇比XX中学还要好！惹得老师们哄堂大笑。这使我想起了宝岛那边李敖先生一句很刻薄露骨的名言：“胆小的伪君子把白的说成灰的；胆大的伪君子把黑的说成灰的，颠倒黑白最成功的不是颠倒黑白，而是没有了黑白。”
其实，这些领导肚里有几根花花肠子，老师们心里明镜儿似的，谁都不是傻帽儿。要老师们讲团结，自己“一拍二诈三丟手”，乐得逍遥自在；要老师们讲正气，自己拉帮结派，任人唯亲；要老师们讲奉献，自己见好处就捞，而且冠冕堂皇。讲奉献吧，老师们，一只空奶子——空头许诺——让你永远叼着。老师们得到的最靠谱的回报就是，无上光荣的精神奖励——一本腥红的荣誉证书。
所以，从前领导不讲“讲奉献”时，尽管学校待遇差，老师们还在那里无怨无艾地默默奉献着；当领导把“讲奉献”作为洗他人之脑的口头禅，隔三差五挂在嘴上时，老师们感到被愚弄了，愤怒了，不愿意埋头奉献了。因为在这个怨声载道的囚笼，干多干少无区别，做好做坏一个样。
作为德艺双馨、身体力行的领导，要老师们讲奉献原本一点没错。老师们干的原本就是讲奉献的活儿，更是一份良心差事。稍有职业道德者，不说亦明，稍点即通。可恶的是，总有那么些人模人样的伪领导，抓住老师们“不愿跟领导一般计较”的心理，打着要草民讲奉献的旗号，而自己肆意妄为，以为“老子天下第一”， 一言满堂，一手遮天。上，糊弄更大的领导；下，愚弄万事求安的百姓。其结果必然是民心丧尽。学校“一团和气”的表面，潜藏的是老师们地底岩浆般的积怨和青年教师看不到前途出路的迷惘绝望！
领导要我讲奉献——借用大眼睛的一句话就是，正面看是领导很坚强，倒过来看是领导在强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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