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本节分享了自己在涪陵学校学习汉语，长跑，打篮球等业余活动的经历，可以说何伟在涪陵的业余生活并不愉快，由于中美思维和行为习惯的差异，何伟也没少遭罪，好在他自己心态比较乐观，比如学习很难的汉语，最终在不断坚持之下还是学会了，入门了，哈哈。
山间跑步
辅导课开始后一个多月的一天，我在朗读课本里某一章节的时候，突然意识到，所有的字念起来都十分流畅，不认识的只有一个。我把背部往后靠了靠，开始回味我所取得的成就：我真真正正地能够读懂中文了。那些文字开始变得有意义起来。然而，就在我的这种满足感就快完全成形的时候，廖老师说话了：“不对！”
它的字面意思就是“不正确”。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不”、“错了”、“不行”、“嗯”。绝对不正确。肯定不正确。我不认识的汉字还有很多，但这两个字我非常了解。
我的心里不禁抱怨起来：其他所有的字都对了，这难道没有什么价值吗？但是，对廖老师来说，这可不管用。只要有一个字错了，那就是不对。
“这个字念什么？”我指着刚刚读错的那个字问她。
“浙，浙江的浙。”
“第三声吗？”
“第四声。”
我深吸一口气，把那一段重新朗读了一遍。这一次，我读得相当不错。那是一种胜利——我转头看着廖老师，用眼神告诉她（至少我想象当时正在用眼神这样对她说）：你觉得我现在读得怎么样？然而，廖老师的眼神因为无聊乏味而显得呆滞，她说道：“读下一段。”毕竟，那不过是一些简单的段落而已，连小学生都可以应付自如。（美国学生被老师白眼了，也无可奈何，谁叫自己学得慢呢）
这就是中国的方式。成功是预料中的，失败则要受到批评，并且立刻加以纠正。要么正确，要么不对，没有中间状态。（非黑即白的思维）当我对这种语言不再畏惧的时候，我开始尝试使用新的词语和新的语法结构。这很好玩，但也很具风险。我会用廖老师都想不到我会使用的词语一连说上好几个句子，接下来，我敢打赌，我看见廖老师的眼里闪过了一丝不情愿的赞许。不过，她还是会说：“不对！”然后纠正我刚才出错的地方。
我开始慢慢讨厌“不对”：它的读音简直就是对我的嘲讽，听起来非常刺耳。“不”是一个升调；“对”则是决然地跌落，凑在一起，就像我开始时信心十足，紧接着全然崩溃。更让我心烦的是，我知道廖老师不过是说了实话：实际上，我用这种语言说出的每一样东西都“不对”。我是个大人，大人就应该听得进必要的批评。但那不是美国的方式。我已经习惯于自尊得到满足，我需要自己付出的努力得到别人的赞扬。（美国这种教育思维也是美国文化背景下，中国文化反而不兴这个，差异巨大呀）只要不是过于直白的批评，我也能够接受。我在我的几个美籍华裔朋友身上看到过同样的陷阱，他们从小就到美国接受教育，习惯了美国人那种委婉的纠错方式，回到家里却只听到依旧保留着中式思维的父母简单的两个字：不对。成绩单上面哪怕有一连串A，也抵不过一个B。继续努力吧，你还没有取得什么成就呢。（中国学生其实有点羡慕这样的方式，但文化不一样，还能咋办呢）
于是，我不断地学习着。我感到沮丧，但也很倔强，我下定决心要让廖老师看一看，我也有“对”的时候。实际上，我把全部业余时间都用来学习汉语了，桌子上的卡片越堆越高。到11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为止，我已经认识了三百个汉字。至于目的是什么，说不太清——我隐隐约约确定了一个目标，就是要读得懂报纸，这要求掌握两到三千个汉字。但主要的是，我需要掌握更多的知识，而且要快。
跑步是有技巧的。从好几个方面来看，这都是我在涪陵唯一擅长的技能。每个人似乎都有自己最为擅长的事情：饺子店的老板会做饺子，擦鞋的妇女会擦鞋子，棒棒军会用自己硬如牛皮的双肩搬运货物。我的目的是什么，却没有那么清楚——我是个老师，这样的工作称心如意，职责明确，可一旦我离开了校园，这也就不复存在了。城里的人看到的大多是失败的我，以及我无法避免的词不达意，和与人交谈时的笨嘴拙舌。（何伟是释放自己的压力）
他们总是细细地观察我。这种关注如此热切，以至于我在公共场合总会感到难为情。因为突然发现自己的身高高于周围的人，这让我愈加尴尬。我的身高只有一百七十五厘米，在美国只是个小个子。但来到这里，我第一次有了鹤立鸡群的感觉。我的脑袋会磕碰到公共汽车的门楣，我在餐馆的微型餐桌边要使劲才能蹲坐下去。我就像在仙境中漫游的爱丽丝，吃着葡萄干蛋糕，突然发现自己的世界全变了样。
我最渴望的，是想找到一样自己能够做好的事情。正是部分地出于这个原因，我对这个城市那些简单的生活流程感到十分着迷，我会令人难以置信地密切关注某个棒棒军或者餐馆厨师，只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活计非常在行。我的关注近乎于偷窥，至少我在关注他们干活的时候，带了一种偷窥狂才怀有的无能的嫉妒。一连几天，我甚至什么都不想要，只希望自己拥有一项简单的技能，并且反复操练，直到能把事情做好。
跑步就是这样一种反复，也是一种逃避。如果我在路上跑步，汽车会冲着我摁喇叭，人们会冲着我又吼又笑。有时候，某个年轻人甚至为在朋友面前逞能，会跟在我的身后跑上几步。不过，没有人群围拢过来，跟在身后的年轻人也跑不了多远。（有点搞笑呀，看猴子吗？）我一个人跑着，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度里，这样的独处不无价值。在这座城市里，没有人追得上我。
有一次，我们在系级篮球锦标赛之后的第二天上辅导课，她问我对头一天的比赛有什么看法。实际上，那场比赛糟糕透顶——至此，亚当和我方才认识到，我们的加入已经招致了强烈的反对，因为英语系一下子变成了一支强队。对其他参赛的球队来说，这场球赛具有了重要的爱国主义色彩。球赛成了中国队对美国队，具有为国争光的性质。因此，整个赛事所具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裁判也采取了偏袒一方的做法。他们允许对手对我们采取犯规，却对我们并不存在的犯规行为屡屡鸣哨。在我们上辅导课前一天的比赛中，我被吹了十五次二次运球。到比赛快要结束时，只要我一碰球，哨声就会响起。亚当和我只得考虑退出锦标赛，我们最终也真这么做了。对每一个当事人来说，这也许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一场普通比赛上升到了ZZ层面，可怕呀）
我知道，廖老师也看了这场比赛，而且我觉得她的看法可能跟我一样。面对如此糟糕的体育精神，我的学生们觉得非常尴尬。他们告诉我，那位裁判在学校的名声同样十分糟糕。他因为打架而声名狼藉——有一次甚至还持刀威胁过一位校领导。他老婆刚和他离了婚，传言说是他打老婆。然而，学校没法解雇他，因为在传统的共产主义体系下，所有的国家工作人员都享有工作稳定的保障。（无语的制度。。。）
我老老实实地回答了廖老师的问题，说我觉得那场球赛一点都不好玩。
“那个裁判，”我说道，“是个坏蛋。”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侮辱用词：坏了的蛋。
“不对！”廖老师说，“问题不在他——错的是你。你不应该批评裁判。”
对我来说，那似乎是受了伤害，却还要加上羞辱。我只是想让她知道：在篮球这个问题上，没有升降调可言，你根本没有什么裁决权。可她还有话要说。
“你运球的方式不对，”她说道，“所以他老是吹你。你是这样做的——”她一边说，一边学着我运球的姿势。（哈哈哈哈哈，还有这样的思维，奇葩呀）
“不对，”我说，“那不是我的动作姿势。我在美国也是这样运球的。那个裁判纯粹是讨厌外国人。而且他根本就不懂篮球。”
“不对！在这里你就不能像在美国那样运球，因为NBA的规则不一样。问题就在这里——你已经习惯了美式篮球的打法。”
她试图巧妙地结束这场争执，因为她看得出来，我已经有点不耐烦了。然而，我已经听够了用“中式”这两个字所作的种种辩解，我再也不想上什么有中国特色的篮球课了。（为什么中国老师会有这样的思维，时代的可怕之处呀）
“篮球是美国人的运动，”我说道，“我们制定规则，我明白规则。那个裁判就是不喜欢外国人。”刚一说完，我就意识到这句话有多么愚蠢。（彻底闹掰了，老师有点居高临下的心态呀，学生也是批判一通，中美文化冲突开始）本来我还可以接着说，我们美国人可以在四个月的时间里学会一种语言，就足以表达我的傲慢劲了。可是，我找不到所需要的词汇。再说，我们俩都明显想把这个话题岔开。于是，我们复习了关于去机场的课文，谁也没有再提篮球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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