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寒，地冻，大雪，初停。
凌晨，天还未亮，我就要上学去。我极不情愿地从被窝里爬出来，穿上棉袄，棉裤，棉鞋，戴上棉帽子，背起书包，一脚深一脚浅地去上学。棉袄、棉裤是外祖母赶制的，用的是新棉花，暖和，唯一的缺点就是太臃肿了，看起来像个大粽子。母亲也能做，但是外祖母疼爱孙儿急切，非要亲自动手，而且从一入秋就开始筹备了，找图样，选布料，购棉花，有七八道工序，把爱和担忧一起缝进去。这往往导致棉花塞得太多了，这爱和担忧也总是太厚了些。大约她还是以那个年代的降雪的标准来制作的，而那个年代，没这么好的条件。其实她大约还没发现，全球变暖，从那个时候就初见端倪了。我小时候到现在，雪一年比一年下得少，下得薄，下得没有规律，让人措手不及。棉鞋也是新的，用青丝绒做的面子，放在雪地里，好像一艘小小的满载的船儿，看着很威武，虎头虎脑的。但唯一一个坏处就是小孩子走路不规矩，有时候还撒开脚丫子乱跑的，导致碎布一层一层重叠纳的鞋底会向某个方向扭曲。帽子，最著名的就是火车头。其实就是照片上经常见的雷锋戴的那一款。军大衣、军用水壶可能没有几家有，火车头帽子，家家都有一顶的。这帽子，耳朵两边的可以翻下来，长长的硬硬的绒便把侧脸捂得严严实实的，顺带在下巴底下打个结，只露出前脸。太热的话，耳朵边有两个小洞，用纽扣系着，解开，冷风便会灌进来，一下子哆嗦了，也恢复清明了，不再迷迷瞪瞪的。上课转脖子一看，全班有一半人戴着火车头，个个都是小雷锋。手套，没有的，于是发明了筒袖。用布缝好棉花，做成一个圆筒状，两只手全部伸进去，与棉袄的袖口“对接”上，防止冷风进来。这样就得抄着手走路，都低着头，弯着腰在雪地里前进，像一个个小老头儿。但是平衡性得到极大的破坏，稍不留神，脚下打滑或者踩空，就直挺挺地倒地，手都没法撑地——在筒袖里取暖呢。女孩子顶一种包巾的，正四方，沿对角线折叠，把脑袋包起来，在脖子底下挽起来。我的书包是我姨给做的，把一块布制成口袋状，再缝两根带子，就成了。我姨给我和表弟每人做了一个。我的背了三年多，他那个，早换成商店售卖的那种了。
出门我得走很长一段路。沿着一条很细的路，左边的人家的崖头，右边是一排排窑洞，人早搬到塬上去了，留下老庄子在默默地守候。我们与严家村隔沟相望。星星不知道躲哪里去了，天色灰白，雪把天地映得白茫茫一片，周围一片静悄悄的。这时候，脸猫头鹰都隐匿了，再也听不到那代表夜晚的让我害怕的声音。我得走上一段坡，然后向南而去。大雪把一切都掩盖了，房屋、树木，麦垛都很低，路面根本看不清，我只是跟着记忆里的样子走去。我不知道时间，那时候能报时的就只有公鸡。那天早上，公鸡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叫。上学路上一个人也没有，我一个人默默向前行进着。后来也没有人家了，没有啥参照物，我看不见路了，我迷路了，但没有迷失方向。东郭小学在四个村的交界点，方圆一公里都没有人烟的。那四四方方的校园，老远看去，像一个城，矮矮的围起来成一圈儿的小城。我奔着那小城而去，我脚下的，也许是路，也许是麦地，不知道了。天空之下，是茫茫的一片，没有灯，平时高低的埂仿佛连成了一片。天用大雪把地蒸成了一个一望无际的大面包，我就是这面包上的一只蚂蚁。
我到了城前，大门还没有开。于是我绕到背后，找到一块还算有点温暖的墙边，靠着坐了下去。我可能睡着了。等我醒来，我又往回走。等走到快到家了，才发现了第一批学生的说话声。我就前疑问，才五点多。于是，我又跟着他们往学校去了。
那时是几点，我不知道，可能两三点，我就匆匆起来，背着书包去上学。万物都睡了，只有我一个人在大雪地里行走，什么寒冷、北风、鬼狐、孤坟都没去想，我只是心里有一个目标，那座矮矮的围起来成一圈儿的小城。那堵温暖的墙，也许是一个北风吹不到的避风港，也许是我蜷缩起了身子，也许是来自于棉衣棉裤的温暖，来自于外祖母的关怀。我知道老师们是烧煤床的，就是把柴草烧着，等烧成灰烬了，然后放进炕坑里，然后覆上极细的煤渣。这个待遇，那时候只有学校老师才有的，其他人煤可能见过，但烧不起。煤渣上面，横置着木板，上面铺着被褥。这样一整个冬天都是温温的。但是房子有墙，墙距离学校的围墙还是有两三米的距离的，那么我只能解释为上苍的不忍和眷顾了。
那股暖意，我到现在还记得，来自于胸怀的由内而外的暖，让我在冬天北风呼啸的一个墙角熟睡了一觉。
但我现在没搞清楚的是这么简陋的“煤床”，老师们竟然没有发生过一例煤烟中毒。可能是我没去做研究的缘故，现在呢，肯定消失在滚滚历史潮流当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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