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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之所以能为君所用，是因为他们期望以此得富贵。而臣之所以不叛君，是因为他们害怕杀头。所以毫不奇怪，一个人如果竟然不图富贵又不怕杀头，那他在君主眼中就有造反的嫌疑，儒家傻呵呵地提倡的那种不贪财不怕死的海瑞式人物，还是少些为好：“若此臣者，不畏重诛，不利重赏，不可以罚禁也，不可以赏使也，此谓之无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也。”——秦晖
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思想和行为上，“君子”以基于“性善论”的理想与价值作准绳，“小人”以基于“性恶论”的权利生存结构作准绳。如果把社会的认知力量比喻为人的大脑，贾雨村和门子如同这大脑里两个作势打架的小人儿，面对儒法释道的多样选择，这两个小人儿本是要作势斗争，却不料双方愉快而又快速地交换了意见，在一番短短的“深思熟虑”与“磨合”之后，戏剧性地走向了“犬儒”的归宿，上演了一场相识相杀的奇妙戏法儿。
（一）儒乎？法乎？
雨村听了大怒道：“岂有这样放屁的事！打死人命就白白的走了，再拿不来的！”
雨村听如此说，便笑问门子道：“如你这样说来，却怎么了结此案？你大约也深知这凶犯躲的方向了？”
雨村低了半日头，方说道：“依你怎么样？”门子道：“小人已想了一个极好的主意在此：老爷明日坐堂，只管虚张声势……
至次日坐堂，勾取一应有名人犯，雨村详加审问，果见冯家人口稀疏，不过赖此欲多得些烧埋之费；薛家仗势倚情，偏不相让，故致颠倒未决……
雨村断了此案，急忙作书信二封，与贾政并京营节度使王子腾，不过说“令甥之事已完，不必过虑”等语。此事皆由葫芦庙内之沙弥新门子所出，雨村又恐他对人说出当日贫贱时的事来，因此心中大不乐意，后来到底寻了个不是，远远的充发了他才罢。
雨村和门子之间，生动地演绎了儒与法、价值与权利间的社会竞争，讲清楚了集权制下文人士子以及整体社会阶层向犬儒的陷落过程。
取得功名的雨村，读的本是圣贤书，讲得是应为天地立心，但科举制是集权主义的产物，博取功名的逻辑里就已经包含了对权利意图的顺从，这在雨村立志为官的那些最初时刻就已经是作了认同了的。所以，从某种角度说，也并不是门子对雨村作了说服，而是传统儒法释道等不同意识形态间的竞争，就“葫芦案”这一事件，在雨村的大脑中重新上演了一出关于生存逻辑的“反刍”。
当“儒”放飞其价值理念时，意味着“有道（这里指儒家之道）无君”，这对皇家当权者来说，无异于洪水猛兽，如何化解由此所带来的风险将是皇权稳定的第一课题。对待这众多的潜在猛兽，毕竟无人可以预先识别，法的制度于是就对需要对儒制造一些或者悍然或者温和的钳制：比如科举制度的塑人模具，引诱文人士子放弃理性的价值追寻，将智力耗散于文字游戏，从而步入权利的预设，并甘愿走上平庸之路。
儒和法的逻辑，一个是“行政正义”，一个是“行政安全”。皇家要的不是理想，不是臣子对皇权的价值凌驾，而是以保障皇权安全为要务的对人的治理，聪明是其次的，听话是主要的。所以，法为内核，儒为徒表，是皇权取得生存稳定的内在设计逻辑。对于现实来说，这便意味着价值理性向生存感性的妥协，其结果就是向强权与犬儒的媾和作演化，即一面是依靠官吏结构这种权利语言来维护皇权稳定，引导官吏在皇权架构下学习生存技能，一面是面对心灵的浮萍，将人们引向难得糊涂的消极自我安慰。所以，皇家集权目标下，理性价值的必然旁落，以及以权利风险消化为己任的结构设计所共同引起的社会非理性，恰恰就是其庞大组织所面临的系统性风险。
（二）道乎？释乎？
秦晖将犬儒主义归结为道家的价值取向使然，而“道”则是面向于“儒”与“法”紧张关系下的一次无聊选择：道家的“贵柔”说，旨在面向弱者，这就无异于将无为等同于苟且；在庄周的境界中，苟且不再被简单理解为无奈，却把它提升到一种崇高，“真伪、有无、是非、善恶都可以不分，或者说都不可分”，“物无非彼，物无非是”，“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人生走入一种游戏心态；在这种游戏心态的培植下，人们终于在儒与法的巨大反差之间无目的地穿梭，一切表现得漫不经心，“以无所谓、何必较真的姿态”适应皇权之下那种“说的一套，做的另一套的生存方式”。
对于人性向犬儒主义的滑落，在门子身上所形成的讽刺味道，的确是达到了微观个体上的极致：先是于俗世中入佛门、作沙弥，在葫芦庙被火之后，终于“耐不得清凉景况”，“趁年纪小蓄了发，充了门子”；佛门难修，似是看穿世事的门子，居然可以笑对雨村，“老爷真是贵人多忘事，把出身之地竟忘了。不记当年葫芦庙里之事”；面对案情以及雨村的困惑，门子迅速而又灵巧地提供主意：“老爷明日坐堂，只管虚张声势，动文书发签拿人”，“小的在暗中调停，令他们报个暴病身亡”，“小人暗中嘱托拐子，令其实招”……
——呀！葫芦庙里，居然同样修着的是俗界里那“难得糊涂”的盛久不衰，乃至在这糊涂世界里流连忘返之时，居然连同门子本身，也稀里糊涂地促成了自己的糊涂结局，“远远地充发了”起来。那个先已在世俗中的人，那个按捺不住的小沙弥，那个聪明无比的门子，无时不处于风险之中而不自知。
葫芦庙，网图侵删
传统文化中，若说释家最是直面虚无，最是能够看透人生中的虚妄，那么面对俗世生活，它近乎画地为牢的极端理性特质，自然要面临着入世的难题。且看第二回中，被参后贾雨村偶至郭外，游览风光，隐隐走入“智通寺”，见一副旧破的对联，“身后有馀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此刻本欲寻求人生际遇之点化的雨村，不想“看时只有一个龙钟老僧在那里煮粥”，及至问时，“既聋且昏，齿落舌钝，所答非所问”。对于满心仕途之念的贾雨村，曹雪芹继续写道，“不耐烦，便仍出来，意欲到那村肆中沽饮三杯，以助野趣”……
作为文化和社会精英，贾雨村能够与冷子兴准确地论说时势与人物性情和才干间的关联，但却从无意于在更为宏阔的境界上参透人生与命运的玄机；曾欲入空门的小沙弥，在葫芦庙被火而恰是磨练修行之时，也早已耐不得寂寞光景——人的灵魂从葫芦庙遁入糊涂世界，只需一把火而已。
如此说来，对于深刻意识到人生短暂的俗男俗女，欲要逃出儒与法的二极力场，即便与释家有着各种机缘，也是佛门难修的了——毕竟，生活中难免“五色”，无论是欲食五谷杂粮，还是欲饮琼浆玉液，又有谁能真正做到“即聋且昏”呢？
（三）善乎？恶乎？
执皇权之柄的人，向来鼓舞他人做个好人，自己来做那个享恶的人。孰不知，社会结构在演化中，这种权力主体逻辑在无底线的繁殖中达成其自我实现：当权力主体决定采用哪种观念来解释这个世界的存在时，哪种观念就将形成社会统驭，并将推动这个观念世界尽快形成现实——这便是由单一观念到非理性现实的风险所在，它以权利的方式吞噬了人性的发展。
具体到贾雨村，其生存逻辑首先就演变成了以权谋私、投桃报李，回报那帮助自己获取官位的贾府，从而在体制依附中维护自家宦海生涯以及关于体制依附本身的稳定。庙堂上儒法，演变为了遍及庙堂上下的道法，这种治理思维表现出了一种惊人的“自同构”，所以贾府也无法成为一个独能够弘扬儒家精神的干净之所，而贾府自己的生存恰恰也是对如此治理结构的贪图里无意识地积累风险——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任何私家均无法独大，任何私家均没有优先发展的绝对权利。
作为最大受害者的英莲及其家人，遭受拐卖伤害多年，在葫芦案中却没有一次“出庭”的时机，那恃强喝令手下豪奴将冯渊打死的呆霸王薛蟠，在家族和雨村的庇护下，便已带了母妹竟自起身长行去了。这真是应着秦晖的一句话：在价值观念上，出现了“一管就假，一放就恶”的怪圈。
如此说来，人性之恶，在贾府中倒应是一种司空见惯了。大观园里，围墙无以隔离出人性的真空，无论宝玉，还是那些真性情的各样女子，无一日不忍受着“权”与“恶”的夹击。以至我们也不得不说，“恶”，真是红楼梦里一种阴魂不散的无所不在——实际地说，恶已然成为人在驱动灵魂走向现实之时的一项必然产品了。
对恶的轻视，造成人性上的真正风险。没有恶存在的世界是伊甸园、是乌托邦，我们无法不正视恶，甚至需要像对待善一般，同样以仰视的心态来观照它、体味它，才可能对其作出更为清澈的察视，才能从中辨别出我们自己的身影，才能发挥由恶本身所带来的积极砥砺作用，即以此来激励我们就生命如何抵达更高境界的问题上，严肃而非天真地思考其所需要做出的思想上的怎样的新陈代谢。
（四）打破命运的莫比乌斯环
恩人遭了拐子，沙弥做了门子，穷儒戴了帽子，痴男挨了棒子，葫芦判了案子，门子锁了枷子，呆霸还是逍遥子……，皇权之下，儒法释道之间的生存博弈，让“真假有无”彼此咬合，世上很多事，竟也如那莫比乌斯环一般，看多了容易幻惑——在这里，时间与价值屡遭压缩和变体，再也找不到起点与终点。
莫比乌斯环
人生不过一世，时光里塑造永恒。雅斯贝尔斯曾说，“如果人生能够在再一次、无限经常的意义上得以不朽地活下去，那么这种时间就如同虚无”，“在线形时间中，永恒的东西时间性地被决定；时间得以超越”，又说“时间性的经验发生在我们作为此在所运动的那个感性的当下性之中”。
是的，打破命运的莫比乌斯环，在雅斯贝尔斯所说的每一个当下中——每一个当下，便是每一场重生的新酝酿，无论是作为文化个体、还是作为生命个体的我们，都需要思考如何于当下中战胜命运的痼疾，并以此创造和体验生命的丰富教益。
后记：从这一章里可以看出，对传统文化的流变进行审查与祛魅，回归生命情感这一文化源头，并通过对现实中的“人”这个唯一生命与文化主体作出多维展示，从而对个体和集体人生的丰富潜能重新作出溯源、估量与想象，是红楼梦的一个重要思想主题和阅读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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