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伍子胥列传》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混乱不堪的春秋，各路朝臣，忠奸贤良，个性鲜明地展露在世人面前。事件虽已过去了两千多年，但观之犹如今人重演。春秋无义战，强国攻大弱国，根本不需要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均是王侯一已私利。
伍奢为太子太傅，刚毅不阿，智谋过人，终未逃脱太子少傅费无忌的算计，落得与儿子伍尚被杀结局，正直与奸佞较量，正直惨败。俗语讲："小人得志便猖狂"，费无忌嫉贤妒能，陷害伍奢后又搬弄事非，提前安排设置伯卻宛要杀囊瓦的假象，借囊瓦之手杀死贤臣伯卻宛。“多行不义必自毙”费无忌作恶多端，终得恶报，在楚人此起彼伏的声讨中，囊瓦杀死费无忌，并灭其家族。如今，顺着历史发展进度来看，费无忌即便没被囊瓦杀死，也难逃伍子胥之手。
伍子胥忍着父亲哥哥被杀的仇恨，隐忍前行，本想依靠太子建起事复仇，但太子建恩将仇报，目光短浅，不感恩逃亡时郑国善待之情，反而做了晋国攻打郑国的内应，后被郑定公处死。伍子胥带着太子建的儿子胜逃往吴国，一路追兵不断，突遇大江阻挡，这时有渔翁主动撑船过来，将其渡过江，逃过追兵。伍子胥为报答渔翁，送上价值百金的宝剑，渔翁不接受，说：“楚国之法，得伍胥者赐粟五万石，爵执珪，岂徒百金剑邪！”从渔翁言辞可以看出他对伍奢家族的敬重，世人眼睛是雪亮的，贤良奸佞看得一清二楚。渔翁不贪财，知大义，救人之困，古道热肠，古今有之。
伍之胥入吴国，沿街乞讨，虽身陷困顿，但头脑清醒，时刻没有忘记复仇。后通过公子光求见到吴王，被说服吴王派公子光伐楚，获胜后再劝吴王用兵，公子光借伍子胥想报私为借口，不肯出兵。伍子胥是个有远见的聪明人，看出公子光想取代吴王僚自称王的野心，为达目的，主动向公子光进献了杀手专诸，自己离开朝堂退隐山野。公子光命专诸杀死吴王僚，得势后自立为王，这就是在历史上的吴王阖庐。伍子胥重新被重用，终破楚，掘楚平王墓并鞭死三百，虽报了大仇，解了心头之恨，但此举，有悖常理惹得天怒人怨。
历朝历代，为国守忠的人数不胜数，其中申包胥，绝对算得上一个。为救楚国，主动向秦国求助，见秦王不为所动，便站在秦国的朝廷上，痛哭七天七夜，哭出血泪，最终感动了秦哀公，同意出兵救援楚国。伍子胥与申包胥相比，则少了家国情怀，虽为楚国旧臣，但为报家仇，让整个楚国陷入生灵涂炭之中。就连“死者为大”的俗约也不放在眼里，掘墓鞭尸，内外都失去人心。
针对吴越战争，伍子胥虽深谋远虑，屡劝吴王夫差先灭越国以除后患，但吴王夫差在内奸太宰伯嚭幻惑下，弃儿不用。太宰伯嚭被越王重金收买，死心塌地为越国服务，通过谗言，借吴王之手，使伍子胥自杀而亡。伍子胥一世英明，智谋超人，终究还是死在了小人之手。越王勾践占领吴国后，以不忠其君，收受重金叛国为由诛杀伯嚭，叛徒终究没落下好下场。
太子建的儿子白公胜，或许受伍子胥言传身教的影响，秉性如伍子胥，为报父仇一心想攻打郑国。楚国令尹子西虽同意白公胜攻打郑国，但郑国在受到晋国攻打时向楚国求援，为国家整体利益考虑，令尹子西出兵解了郑国之困，并与郑国订立了盟约。此事彻底激怒白公胜，子西成为其最大敌人，后与属下石乞在朝廷上将令尹子西杀死。白公胜在叶公的围攻下战败，逃入山林自杀。作为白公胜的随从小人物石乞，在面对死亡时，则表现出“士可杀，不可辱”的气节。面对叶公以死亡相逼，石乞言：“事成为卿，不成而亨，固其职也。”小人物也是有自己的坚守与志向，相比太宰伯嚭，石乞要高尚的多。
孔子《论语》不记春秋劣迹霸主及伍子胥，这些人行为与儒家倡导的仁义相去太远有关。《论语·述而》：“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朝堂倾轧，小人多一时得势，得势便猖狂，突破做人底线，到头落得尸首两处。即便有远见，志勇双全的人，如太过偏执，如伍子胥，白公胜最终也难独善其身，落个悲惨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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