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文秀历史疑案真相大白！
划重点——
一、《上杜公书》实际上是刘道衡主张的意见，并强力试图推进，但杜文秀并未认可；
二、《上英皇表》实际上是刘道衡伪造假帅印后，假借“杜文秀”的名义炮制的；
三、杜文秀从未派过“义子”“使英”，刘道衡也并非其“义子”，刘道衡其实是由柳映苍“培植扶养大的”，也是由柳映苍派去“使英”的，和杜文秀无关。
四、“使英”的结果：刘道衡获利！回到缅甸后，刘道衡靠英帝国主义的豢养生活，从1872年到1878年短短六年内，竟然当了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女婿，以各式各样的手段从政治到经济得到了欲望上的满足。
五、关于杜文秀被称为“苏丹苏莱曼(即梭罗门，也译苏来茫)”，说要在大理建立“回教国”的谣言，实际上是当时的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印度干的勾当，因为他们试图强占中国西藏、云南及四川等地的领土，却被杜文秀所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抵御在了城外八年，未失一寸疆土。
六、关于“帅印”的译文
事件简述：
就在史学界对杜文秀一片“声讨”声中，1961年，有人站出来说话了。
早在20世纪30年代即攻杜文秀史实，抗战期间作为史学名家邵循正先生的研究生，时任昆明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的吴乾就教授不惧打击报复，在云南《学术研究》创刊号上，以一篇近3万字的《关于杜文秀的评价问题》，把“杜文秀叛国论”驳得体无完肤。
紧接着，青年史学工作者李青先生发表了《谈谈关于杜文秀的几件史料》，该文征引云南史学前辈的调查资料，证实刘道衡不是杜文秀的“儿子"！
而最重要者，李青举出了两项杜文秀拒绝部下建议“称王”的史料和“先攻省垣、出师桂林、直趋武汉、大举北伐"的战略思想，证明杜文秀没有独霸一方、偏安小就、称王称帝的糊涂思想。
文章最后说出，杜文秀没有丝毫的建立“独立国”的意图和行动，《中国近代史》等书的编著们“对杜文秀的历史地位的评价是显得过早和草率的。"⑩ 吴、李两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当时媒体的关注。
1961年8月23日，《云南日报》以《就清代云南农民起义中的一些问题，我省史学界展开初步讨论》为题，报道了讨论情况。
紧接着，《人民日报》以《云南省一些历史工作者对杜文秀提出新的评价》为题，作了以下报道：
“1868年，英帝国主义是曾经派遣特务到大理一带活动的，但是杜文秀并没有和英国侵略者勾结……也没有发现过英国侵略者直接给杜文秀军火以及帮助杜文秀建立兵工厂的事实。"并认为，杜文秀在起义后期，虽然“派过人到英国，但是他未得到外国的任何帮助。”因此应该肯定杜文秀。
1961年12月1日和12月19日，《光明日报》以较大篇幅，分别刊出吴乾就《试谈杜文秀的评价问题——一些外国资料的的辨伪和剖析》和李青《谈谈杜文秀的几件史料》，基本上是云南《学术研究》刊登吴、李文章的重点部分。
《人民日报》报道和上述两文在中央媒体上发表后，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澄清了所谓“独立国”的问题，以及英国供给“杜文秀大批军火，帮助建立兵工厂”和“操纵大理政权"等问题，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此之前，中央媒体从未转载否定杜文秀大理政权的文章，可见国家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的慎重。
就在史学界的观点激烈交锋之际，真正到英国调查过刘道衡“使英”全过程、掌握刘道衡致英国政府的信函，并作过科学考证、辨伪的人出现了，他就是复旦大学著名人类学家、史学家田汝康教授。
田汝康，昆明人，汉族。早在20世纪40年代留学英国期间，即跑遍英国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认真收集有关杜文秀起义的史料。正当史学界为杜文秀的“问题”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并未置身世外，而是在思考。
他认为国内学者外文资料掌握太少，对刘道衡“使英"全过程更是缺乏了解，因而难以得出正确结论。
于是田先生将上世纪40年代在英国留学时收集到的杜·文·秀对外关系的外文资料作了系统研究、整理，写成了《有关杜文秀对外关系的几个问题》一文，发表在《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上。 由于“四人帮"被粉碎后，史学界开始拨乱反正，学者们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学术观点，而不必担心遭到报复。
1979年4月，上海《学术月刊》发表了钱昌明先生《杜文秀是云南回民起义的杰出领袖》一文，该文认为，现实生活中有冤案、错案，在历史人物身上就何尝没有？
作者觉得，近代史上对杜文秀的评价即一例。
杜文秀是清代云南回民起义的杰出领袖，他领导的这次大起义，几乎为所有的中国近代史著作所肯定，而他本人确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他说：“历史上杜文秀究竟出卖了祖国什么主权，哪一块领土?”
对杜文秀的评价太过苛刻。
他认为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行者都还向外国“求援"，“我们又何能苛求农民起义的领袖不受历史局限。"
1980年，太平天国研究专家、史学大师罗尔纲先生在上海《学术月刊》发表《杜文秀“卖国"说辟谬》。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1963年，田汝康先生的《有关杜文秀对外关系的几个问题》发表后，罗尔纲先生正在撰写《太平天国史》，写《杜文秀传》，他看到田先生文章后，“深为(杜文秀)这样一个热爱祖国，反抗侵略，胸襟广大，深明大义的杰出人物，横遭‘卖国’的污辱而不平……"
他认为“……多年来竟把捏造当作真，把骗局看为可信，遂使杜文秀横遭诬蔑，几成定论，以至于今，令人痛心!”
于是罗先生在帮派人物以所谓“李秀成问题"，对他进行“口诛笔伐"的时候，强忍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以田先生文章披露的外文资料，结合雄厚的中国文献，对刘道衡“使英”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考察和辟谬，并作了刘道衡“使英”与杜文秀丝毫无关的结论。
其实欧洲人所谓的“大理回教国”，其根据仅来自一张传单。
据说这种传单是杜文秀在1866年前后在西藏、四川等地少数民族地区散发的，英属印度政府从尼泊尔得到这种传单，玉尔上校曾获得一份，以之赠与安邺……
传单中声称在大理建立了“回教国”，杜文秀被称为苏丹苏莱曼(即梭罗门，也译苏来茫)，这便是所谓“大理回教国”的来源…… 罗尔纲先生除了引当时到达大理的外国人的记录外，还举出一份杜文秀施政的重要文件予以否定。
这份文件是1861年冬(一说1864年)，杜文秀拒绝文武官员联名具禀，请他“进位称王”的建议的批示，批示表明起义的原因：“良因妖官误国殃民，陷生灵于水火，是以本帅兴师举义，救世道之颠危。正期除暴安良，保全万姓，敢望推尊加号，媲美三王。”
罗先生指出，杜文秀在文中表示要“祖述于唐尧虞舜"，“效法于汉祖明宗”，“这表明杜文秀要建立的是一个继承唐虞三代以来传统的中华文化的中国，他与裂地割据的大伊斯兰教主义的所谓‘大理回教国’是不相容的。”
至于学术界有人认为传单“代表了极少数阿訇的看法和趋向”的观点，罗先生说：“我不同意这个论断。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这张传单应该散发在云南、陕西、甘肃、新疆等回民聚居的地区，而不应散发在西藏和四川藏族地区。可它只出现在了西藏、四川地区，正说明了这是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印度干的勾当。"
“杜文秀这一份重要的文件，完全粉碎了英国殖民主义者利用散发的捏造和诬蔑。”
（二）所谓“大理使臣"乃刘道衡的骗局
1871年，刘道衡“出使"英国，在英国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刘道衡是否为杜文秀派遣，是评价杜文秀的关键所在，也是罗先生研究的重点。
首先罗先生对刘道衡《上杜公书》‘‘批语"的考证，他认为是一篇对文章的评语，而不是处理政事的批示。
罗先生进一步指出，这个可耻的勾当，考出的事实有四项。
第一项，“他带去的所谓杜文秀向英皇称臣表的年月是‘辛未年十月’相当于1871年11月13日至12月11日。而据英国驻八莫代表的行政日志所载，‘大理使臣’过缅甸是1871年9月，在八莫停留到11月才离开，并且还特别注明，‘显然正在来印途中’的‘大理使臣’。由上可见这份表文，是刘道衡在缅甸假造的。"
第二项，“这份表文的笔迹同刘道衡在伦敦致印度事务部的两封亲笔信的笔迹很相似。”
第三项，那一张作为“献土称臣"表示的所谓“大理所管之地"的地图，据称“由东至西人走十八日，由南至北人走二十二日"的范围，其实是一张《大理苍山十九峰的风景画》。"
第四项，“作为贡献土地人民山川城池象征的四箱大理石，体积‘庞大笨重’，火车轮船载运尚嫌困难。据伦敦《巴玛尔报》的报道，当时清军和上缅甸搜查甚严，刘道衡是化妆逃出来的，途中经历许多惊险才到达下缅甸。在这种情况下携带这样体积的物品，不仅载运困难，而且等于自我暴露来自大理的身份，这是不可想象的。根据上面事实，可见刘道衡搞的‘使英’勾当，完全是骗局。"
他严肃地指出：“众所周知，人事审查，必须核实材料，一一对证，方才定案。对历史人物何尝不是这样，断不能有书皆信，有闻必录，否则就会陷于诬蔑古人而不知。”④
罗先生的文章史料宏富，辨析微茫，4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摘要，影响全国。 1981年，云南《民族学报》创刊，田汝康先生应挚友云南民族学院院长马曜先生和王叔武先生、汪宁生先生之约(时笔者常求教于叔武先生，故知其事云)，搜集大量外文资料，再度发表了《杜文秀对外关系以及刘道衡“使英”问题的研究》一文，再次对刘道衡“使英"问题作了详细考证。
此文使用外国文献达100余种，史料之宏富，论证之严谨，见解之独到，堪称云南近代史论著之典范。
田氏考出：
(一)镇守腾越乌索的杜文秀部属宁西大将军柳映苍，自作主张地在同治十年(1871年)九月派遣一个由两个人组成的回·民·代表团去缅甸活动，为首的是柳映苍的岳父马似龙，另一个是由柳映苍“培植扶养大的"刘道衡。
代表团的主要任务，是请求英国政府帮助打通从缅甸通往腾越乌索的商道，以取得英国对柳映苍的支持、援助。
代表团在缅甸八莫租曼德勒活动了将近4个月，一无所获，于是马似龙返回腾越，刘道衡则继续在缅甸活动。
(二)对笔迹。
田先生将刘道衡于1872年6月14日在伦敦致英国印度事务部大臣的两封信，以及1873年2月13日在仰光，致阿吉尔公爵与凯约翰爵士的两封信和所谓的“杜·文·秀·《上英皇书》”的笔迹进行核对，“我们发现彼此是相同的。”
“《上英皇书》末的年月是辛未年十月(即1871年11月1 3日～12月1 1日)，这正是马似龙由八莫动身往曼德勒之前不久与他在曼德勒游说失败后、返回八莫之前的时期。”
“既然这些书信出自一人之手，从乌索带出来或是在曼德勒制作的都完全可能，没有什么争辩的必要……《上英皇书》的印章与罗歇所描述不同。我们姑且假定大理政权文书中所使用的不仅一个印章。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缅甸(特别是在曼德勒)有刻中·阿·文印章字很好的人，这恐怕和回·民·所经营的玉石业有关。” ’
(三)“使英”的结果：刘道衡获利
刘道衡回到缅甸后，靠英帝国主义的豢养生活，最后竟然当了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女婿。 田先生指出，“从1872年到1878年短短六年内，刘道衡从杜文秀‘义子’到莫卧儿末代王朝的女婿，以各式各样的手段从政治到经济满足了欲望。事实说明，刘道衡的‘使英’究竟对谁有好处——对回民起义事业呢?还是对刘道衡自己?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②
此文系对1963年文章的深化和补充。文中最重要者乃考出，刘道衡“使英”乃系宁西大将军柳映苍派遣，非杜文秀派遣，从而彻底洗涮了杜文秀的罪名，震动整个学术界。
1984年，云南省人民政府将杜文秀墓列入第二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拨款重修；此后不久，杜文秀帅府也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田先生引用大量外国文献写成的此文发表后，赢得了史学界普遍赞誉。
1989年出版的《云南回族史》，即采用田先生的观点。同年笔者发表《杜文秀若干史实考辨》一文，其中《杜文秀与刘道衡的关系考》，以大量史料，澄清了刘道衡是杜文秀的“儿子"、“义子”、“部属"等不正确说法。
同时也对《上杜公书》的“批语"、《上杜公书》的版本提出了质疑。有学者认为《上杜公书》“批语"，“不是杜文秀批的，而是刘道衡蓄意添上的。"
三、《上英皇表》辨伪，谜底完全揭开(2006年)
云南汉族学者林荃研究员，作为研究杜文秀50余年的资深专家，他在近著《杜文秀起义研究》一书中，作了以下考证：
第一，刘道衡并非大理政权派遣的“使团”
主要表现在：
(一)繁杂不一的称呼，表明刘道衡没有确定的“使臣身份和 正式头衔；
(二)刘道衡没有杜文秀大理政权授予的“出使" 英国的使节的正式委任状及大理政权授予的官员职衔，他不具有大理委派的“使臣"的合法身份；
(三)刘道衡所递交英国印度事务部的《上英皇表》，不是从大理政权带出的，而是在缅甸形成的； (四)刘道衡不是由大理派往，而是腾越杜军宁西大将军柳映苍派去缅甸的使团成员； (五)刘道衡脱离柳映苍使团后，既不受命柳映苍，更不理会大理政权。
第二，最重要者乃所谓杜文秀《上英皇表》系伪造。
(一)林氏考出，印章是假的。
迄今杜文秀的帅印，共发现两颗。
一颗为1873年法国侵略分子罗舍在马如龙处获睹，准备上交清廷军机处销毁的镌刻有“总统兵马大元帅杜”的大印。
罗氏很惊奇，于是随手盖了几个留作纪念，这枚印章即杜文秀本人使用的帅印，而不是大理政权处理日常军政事务的帅印。 《上英皇表》，既然以“中华总统兵马大元帅杜”出现，就应盖“总统兵马大元帅杜"金印，而不应盖帅府处理日常军政事务的“总统兵马大元帅篆"印章。
另一颗为大理政权帅府用印，即“总统兵马大元帅篆”印章，此印印样共有4个，今存于故宫明清档案馆，系云南巡抚岑毓英于同治六年(1 868年)攻占澄江、呈贡后，“取获逆匪金包银伪印一颗，银包铜伪印四颗，并伪劄四件，随摺进呈御览。
此印章即所谓“伪答"上的用印。这4枚用印来源清楚，其真实性无可置疑。而与刘道衡《上英皇表》用印相比较，真假就出来了。
其一，故宫所藏杜文秀用印为“12.5厘米正方形印，《上英皇表》帅印据黄嘉谟先生记述，‘作正方形，每边长12.8公分,边宽一公分有奇’，此帅印略大；
其二，更明显的差异是字形的差异，笔画布局、刻画粗细、转折笔触都不相同，阿文刻制形态也不相同。
“总统兵马大元帅篆"8个字，无一字相同。
“总”字左半“蠡”近似，但帅府真印笔画转折呈直角，《上英皇表》笔画转折则稍圆顿，且右半部“息”的形态则明显不同，就是字形最相近的大字，帅府真印的笔画匀称，而《上英皇表》的笔画横粗直细，转折处笔触浓重而增粗。
当然，最突出的是“兵"字，形体完全不同，帅府真印的“兵”字与《上英皇表》的“兵"字，完全是两种写法，笔画根本不同，因此可以断定：
“杜文秀大理政权帅府公务使用的真印与《上英皇表》上的帅印不是同一颗印。现存文献证实，杜·文·秀·本人就只有前述两颗帅印，不可能再钻出第三颗合法的帅印。
因此，刘道衡《上英皇表》中用印，只能是他在缅甸为伪造《上英皇表》而私自伪造的帅印。刘道衡虽然知道真印的形制、内容，却造不出相同的帅印，而是造了一颗形似但却并不相同的伪帅印。
林氏强调：
因此，可以判定刘道衡在《上英皇表》中使用的帅印 “总统兵马大元帅篆”，是刘道衡伪造的假印。
使用假印的 《上英皇表》，是刘道衡假冒”总统兵马大元帅杜文秀“的名义伪造的假文表，刘道衡在假文表中以杜文秀的名义向英皇称臣求援，以及随后向印度事务部补送的信函中“献土称臣’的行动都与杜文秀大理政权无关，更与总统兵马大元帅杜文秀无关。
刘道衡的卖国罪责不应该由杜文秀来承担，由刘道衡伪造《上英皇表》及其相关的活动而强加在杜文秀身上的历史责任应当彻底澄清。 为了进一步弄清事实真相，林荃先生还作了以下稽考：
一是《上英皇表》为“黄绢质"，但大理政权崇尚的却是白色，“取纯洁之义(意)”。黄色则是清廷崇尚的色调。出使英国那么大的事情，如果确是大理政权所派，必然用白色，以图吉祥，用黄色的可能性不大。
二是按表文所云“中华总统兵马大元帅、臣杜文秀”是不通的。
林氏指出，从咸丰六年(1 856年)拜帅，到1872年大理政权失败，杜文秀没有例外，均称“总统兵马大元帅"，这从他的帅印和《兴师檄文》的开头语：“总统兵马大元帅杜，为兴师五路……"可以看得出来。
三是刘道衡致英国阿吉尔公爵的信中自称“大理国总理军机伟略大参军"，更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因为段氏在宋代建过大理国，而杜文秀从未建过国。“大理国”一说，并无任何文献根据。
至于伟略大参军，大理政权确有此种官衔，但伟略大参军乃蒙化陈廷用，非刘道衡。
四是林氏考出，《上英皇表》日期不全，表末日期是“辛未年十月”，有年、月份，却没有发文的日子。这绝不是填写日期时的疏漏，按照大理政权发文的程序，要先书写好年、月份，在核准发出文表时，经审批划圆圈认可，然后再以墨书填写发文日子，日子均为草书后来填写，字体有别于正文；
同时，核发文件还盖有核发的封章，封章为骑缝章，正文的印章为半印，另半印留存核对真伪，这才是完整的核批发文手续。
现在见到的以马似龙、刘道衡署名的《上英皇表》，只有正文的年月，而无审批核准发文后填具的日子，更没有发文时的核发印章。这是因为刘道衡《上英皇表》是在缅甸炮制的，无法经过大理政权的审批程序。
另外，笔者补充一点，过去林荃、杨光楣两位史学界前辈，在故宫明清档案馆见到的被岑毓英“缴获”的杜文秀帅府下发的4份文件，每份都有编号，如给大司治张元林的委任状，编号是“聪字五十九号”；给定西大将军杨万庄的两札(文件)，编号分别为“光字八十八号"、“明字五十八号"，而《上英王表》根本没有编号。
概括起来就是，这份表文，第一，印信是假的；第二，没有文件编号；第三，没有签发日子；第四，没有防伪的骑缝章；第五，经查对，是刘道衡的笔迹。
因此可以断定，这是一份刘道衡在缅甸伪造的文件，与杜文秀大理帅府无关！
至此刘道衡“使英"真相大白于天下！ 简述一下造成杜文秀被冤枉50多年的问题起因：
“杜文秀问题的起因，是由于中国科学院现代(近代史)研究所一位年轻研究员根据第三手间接资料，写成的一篇文章，直陈杜文秀意图出卖云南给英国帝国主义者而引发"。
当时一位领导读到这篇文章后，“约见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范文澜等人”……
在谈话中，还把新—疆的阿古柏和杜文秀扯在一起”……③受此影响，范文澜先生在1954年8月修订，1955年出版的第九版《中国近代史》中，增加了斥责和否定杜文秀的内容。
范老说：“1871年，杜文秀使儿子到伦敦出卖云南。英国政府……指使爱山到土耳其讲具体的出卖条件……杜文秀是中国人，竟敢出卖祖国的云南和云南各族居民，从他勾结英国侵略者的一天起，他不再是起义军的代表，而是祖国和起义军的叛卖者。④”
这就是史学界最早否定杜文秀的论调。
此后郭沫若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国历史》(初稿)中发挥道：
“一八六八年，他们(按，指英法侵略者)都派人到大理活动。法国的活动没有结果，英国则与杜文秀建立了联系……给杜文秀大批军火，帮助建立兵工厂。在缅甸八莫专门设立了政治商务代表处，操纵大理政权。杜文秀在英国侵略者的支持下自称撒里曼苏丹，改年号，造宫室，建立了一个所谓“独立国”……一八七一年(杜文秀)更派他的儿子访问英国、土耳其，准备进一步出卖祖国。⑨” 两位史学顶级权威的话，基本上是一锤定音。
此后出版的华东师范大学的《中国近代历史讲义》、汪伯岩先生编写的《中国近代史讲话》、《高中历史第三册》、《中学中国历史云南乡土教材》，都按范老和郭老的观点来写杜文秀及其大理政权，其他近代史著作也基本持同一观点。
总之，由此开始，从1955年到1960年，史学界对杜文秀基本上是四面夹击，“否”声一片。
注释：
①《岑毓英致李信古、杨樾斋书》，见《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3期。
②何慧青《云南杜文秀建国十八年之始末》，见1936年《逸经》第13期。
③房汉佳、林韶华《中国爱国学者田汝康教授》，第247页。马来西亚，2004年出版。
④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162页，人民出版社，1955年9月版。
⑤郭沫若《中国历史》(初稿)》第7册，转引自吴乾就《关于杜·文·秀的评价问题》，1961年云南《学术研究》创刊号。
⑥⑧⑨吴乾就《关于杜文秀的评价问题》，同上。
⑦安邺《东京问题》，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法战争》第1册，第41 2页。
⑩李青《谈谈关于杜文秀的几件史料》，云南《学术研究》，1961年第5期。
⑩见1961年1 0月14日《人民日报》。
⑩见《民族团结》，1962年第3期。
⑩以上引文均见田汝康《有关杜文秀对外关系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
⑩房汉佳、林韶华《中国爱国学者田汝康教授》第246页。马来西亚，2004年出版。
⑩王树槐《咸同云南·回·民·事变》第305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8年出版。
⑩黄嘉谟《滇西回民政权的联英外交》第178、250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6年出版。
⑥上海《学术月刊》，1979年第4期。
⑩中国近代史编写组《中国近代史》，第147页。中华书局1979年5月出版。
⑩杨维骏《杜文秀的晚节》，《昆明师院学报》1979年第4期。
③上海《学术月刊》，1980年第4期。
①上海《学术月刊》，1981年第5期。
②田汝康《杜文秀对外关系以及刘道衡“使英"问题的研究》，见《民族学报》1981年第1期。
②见《回族史论集》第348～354页。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年10月出版。
①荆德新《杜文秀起义》第302页。云南民族出版社，1991年出版。
③王庆成《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第549～550页。武汉出版社，1998年出版。
③高鸿志《英国与中国边疆危机》第110～119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 ◎[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21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③林荃《杜文秀起义研究》第250～277页。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出版。
②见林荃《杜文秀起义研究》扉页“四札”图片，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出版。
(作者系昆明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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