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婆媳畅谈（二）
婆婆接着说：“举科他爸活着时，在汉中做生意，日子还能过得去。他在汉中还供给外甥上学，可惜举科上学时间太短，只上了两年。外甥上了八年学，有文化。”
二姐给婆婆茶壶续了热水，婆婆端起茶壶喝了两口水，继续说：“1932年，举科的爸爸从汉中回来，要带我和四个孩子去汉中。那天，我去村东头大嫂家，与大嫂、大哥告别，第二天就准备起身去汉中，怀里还抱着小女儿金仓，谁知回到家，就见在后院躺椅上休息着的举科他爸爸不行了。唉！害怕的瘟疫，传染的很快！”
1932年，陕西大瘟疫非常可怕，据陕西志记载：
陕西的疫情是1932年6月19日，最先在潼关东关车站发现的，到了7月，已传染华阴、华县、澄城、朝邑、临潼、西安。霍乱是由霍乱弧菌引起的一种肠道传染病，主要通过饮用或者食用被病菌污染的水或食物而感染。人感染霍乱后有两个明显症状：一是腹泻加呕吐，严重者甚至出现便血、吐黄水；二是小腿肚转筋，耳鸣口渴，呼吸急促，表情呆滞，眼窝塌陷。如果得不到及时救治，病人很快就昏迷死亡。
这次霍乱很可能是沿着陇海铁路从外省输入的，因为陇海铁路此前一年刚刚通到潼关。而疫情在陕西境内的传播，也明显呈现出沿着交通干线、自东向西、由城而乡蔓延的特点。1932年陕西的公路事业为病毒迅速传播提供了便利。
霍乱往往是一人患病、全家难免；一家患病，全巷遭殃。疫情最终波及西到宝鸡，北至榆林，南抵安康。之所以会如此严重，除了医学知识匮乏、医疗条件较差，也与水旱等自然灾害有关。
自1921年后，陕西进入了一个长达十年的干旱期，1928年春到1929年秋更是出现了长达600天的极端干旱天气，导致了陕西近代史上著名的“民国十八年（1929年）饥馑”。旱灾，不仅使污染物集聚不散，也使关中百姓吃不饱饭，身体素质下降，抵抗力弱化。
为应对这场瘟疫，当时驻陕的杨虎城将军宣布成立临时防治霍乱委员会，改西安市平民医院为西安临时防疫医院，并在疫情较重的地区成立临时防疫处。防疫医院对军队、政府人员和平民注射霍乱疫苗，印发诸如提醒注意用水、严防苍蝇、禁食生冷、隔离病人等传单，命令各地开展卫生清洁运动。
为有效切断传染链，政府部门进行了交通管制，长途汽车暂停；陇海铁路局更加严格的措施：暂停由河南阌乡开往潼关的列车；对列车隔日消毒一次；设检验检疫所检查来往旅客；严禁商贩售卖一切瓜果冷食；设立临时隔离所收容患病的旅客；对车上的饮用水消毒。可见面对传染病，隔离、消毒都是有效的、必须的措施。
疫情持续了4个月才渐渐散去。虽然后果惨烈，但却推动了陕西现代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
疫病过后设立陕西防疫处，防疫处第二年还设立了附属医院，几经变动并延续至今，成为西安市第八医院，也即陕西省传染病医院。该院如今的院徽上面，依然写着1933的字样。
为什么陕西会爆发如此恐怖的灾难呢？
第一，天灾。从1928年开始，陕西全境降水开始出现明显不足。以陕西西安市为例，1932年西安市的降水量只有285.2毫米，比西安历年500~700毫米的降水量相差甚远。因此，降水量少成为旱灾之年的最大原因。
更残酷的是，这场降水量少的旱灾并非仅一年，而是持续了5年。大面积旱灾的出现，使得农民无法播种，已种的粮食也大面积减产，甚至颗粒无收。而同时伴随着旱灾的，还有蝗灾、狼鼠灾、瘟疫、霍乱等灾难。据不完全统计，仅霍乱造成的死亡人数，就高达10万余人。
第二，除了天灾，当然也就是人祸。如果说天灾我们尚能自救的话，那么人祸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就完全无能为力了。1928年到1932年的5年大旱期间，正是民国时期中国最为动荡的年份。陕西城头变幻大王旗，先后经历了刘振华、冯玉祥、吴新田、宋哲元等军阀的统治。
这些军阀为了维持统治，争夺地盘，筹措军费，不但向老百姓摊派了极为沉重的苛捐杂税，而且还强拉壮丁、摊派徭役，甚至直接将百姓送上战场。面对灾荒之年，这些军阀不但没有组织百姓赈灾，反而变本加厉，更加残酷的向百姓摊派。军阀的行径自然进一步加剧了大灾之年的灾难程度。
没有稳定的秩序，救灾自然也无从谈起，正是天灾人祸的共同作用，才导致上千万的百姓流离失所，无数人家破人亡。
1932年，腊爨（cuan）一家逃荒到西安城隍庙要饭，也就是旱灾引起的。
1932年的关中大霍乱，患病人数有50万，死亡人数约20万，死亡率在40%左右。
这场瘟疫，致使关中好多人家失去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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