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老师

我的小学有过三位老师：转学之前一位，转学以后两位。

我一直在我们村小念到五年级上期，这五年半的时间里，教我们课的老师就只有一个人。他姓王，我们都叫他王老师。

王老师不是我们村的，也不是我们一个大队的。他家，离了我们村的学校，大概有五里路。每天一早，他就走路到学校来上课，中午大抵是不回去的，就在学校煮饭吃。等到下午放学，他再步行回家。

王老师是接他父亲的班，才成为老师的。据说，王老师只读到六年级，而且还没有毕业。王老师的父亲是个教书先生，于是子承父业，王老师顶了他父亲的班，做了一名小学老师。

可是因为王老师读书太少，很多学校都不愿意长留他。也是听说，王老师在来我们学校以前，辗转呆了很多个学校，可是都是一两年就被调走了。当然不是因为他教的好而得到重用。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村里的大人们，是看不起王老师的，觉得他教出来的，也不过是些“瘟猪子”（成绩不好的学生）。

不管是不幸还是有幸，我终究成为了他的一个学生。

当时的我，是无法辨别他教得好或不好的；现在的我，也实在想不起当年他是如何教我们的。只有一点记得特别清楚——他从没教过我们普通话，连拼音都是四川口音。

王老师年纪不大，与我父亲相差无几。他的大女儿，好像比我大上一岁。如此推算，教我时，他大概也就30左右。

印象中，王老师应该有一米七几，不胖，有几分文人的儒雅。他总是穿着一身中山装，蓝灰色，也许是洗的次数多了吧，衣服有些泛白。脚上一般穿着一双黑色尼龙布鞋，偶尔，会穿上皮鞋，也是黑色的。

走路时，王老师的腰背挺得很直，脚步不缓不急。可是，风流倜傥，玉树临风这一类词，实在与他沾不上边。这可就得再细细道来了。

王老师虽然年纪不大，发型却显然着急了些。头顶的头发稀疏，接近额头的地方，头发是没有的，乍一看，着实锃亮宽广。眼睛生得也不是那么好，一只大一只小，大的那只有些突出，而且给人的感觉是斜的。因为那只突出的眼睛，我们背地里给他取了个绰号，叫“鼓眼睛的小蜜蜂”。

王老师承包了我们所有的课程——其实就只有语文和数学，其他的科目，都是不上的。

上语文时，他就在黑板上画出四线格和田字格，教我们写拼音和汉子。因为用的次数太多，反复地画太多费时费力，他便在黑板上画了永久的格子——先用铅笔画出线条，再用油漆顺着线条再画一遍——油漆是黄色的。油漆的味儿很浓，之后好长一段时间，一进教室就能闻到油漆味儿。

上课时，他就在黑板上写，我们就在拼音本上写。写好了，他就教我们念。想来也挺好玩的：用四川话念出拼音字母，然后再拼读。现在，应该是听不到这种奇特的念法了吧！

我一向念书都挺好的。可是刚开始也不是。

不记得是几年级的时候，王老师检查我们的加法背诵。当时让我和另一个女生——黎小英——一起背。我本来是有些紧张的。

没想到黎小英比我还紧张！

我背的时候，她就跟着嘟嘟囔囔，我一停下来，她也没有了声。我急了，更紧张了。最后，我们俩都没能背下来。

按照事先说好的原则，没有背好的，都要挨打，打手心。

我知道难逃一劫了，畏畏缩缩地伸出手。王老师似乎在强忍着什么一样，举起小树条，紧闭着嘴，看着我的手，狠狠地打了下来。

我其实是被打疼了的，手心火辣辣地疼。看着周围一个个被打的男生，嬉皮笑脸，搓着手说不疼，我实在笑不出来。

从那以后，王老师再也没打过我了。

可是他还会打其他同学。不扫地呀，乱扔东西呀，跑到教室后面的沟里玩耍呀，爬到操场里高高的树上捉毛毛虫吓唬人呀……总之，违反纪律就要挨打。

不仅要打手心，还要打屁股。

打屁股又分为两种。一种是站着直接打的，这是犯了比较轻的错误；另外一种则是趴在板凳上打，这是犯了严重的错误。

我们坐的都是长条凳，因为是纯手工制作，也没有统一的规格，有的高一点，有的矮一点；有的宽一点，有的窄一点；有的黑一点，有的白一点。挨打的时候，就趴在这条凳上。我们把趴在条凳上挨打，通通成为“打扑板”。

“打扑板”也分两种：穿着裤子打，和裤子褪至膝盖处打。

前一种虽也很是耻辱，但都好过后一种。后一种一般是不用的，除非犯了难以饶恕的错误，而且知错不改，执迷不悟。露出屁股挨打，不论是心理上还是身体上，痛苦都是加倍的。

班上男生被脱了裤子“打扑板”时，我们都是不看的。捂了眼睛，等到别人说“打好了”再睁开眼。

王老师上课是没有课程表的，他想教语文了就上语文，想教数学了就上数学。偶尔语文数学都不想上了，就上体育课——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玩儿。

可是我并不喜欢上体育课，因为班上的男生总是欺负我。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或者说我转学前的好多时间，只要没上课，我都安安静静地靠在墙上，手背在后面贴着墙，脚后跟也尽量靠着墙，就这样一动不动地等着上课。

可是王老师并不在意我被欺负这件事。可这却是我执意转学的根本原因。

因为离家近，王老师让我管教室门的钥匙，也就是负责开门和锁门。

于是，我每天一早就到学校了。而锁门就比较麻烦了，要等到卫生打扫完以后，我才能锁，也就是，我必定是那最后一个离校的。

我说过，班上的男生老是欺负我。所以每次只要轮到他们打扫卫生的时候，我就不得不跟着一起扫，而且最主要是我一个人扫。最后锁上门的那一刻，我还要提防他们趁机欺负我。这也是我经常飞快地跑回家的原因。

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要发生的事情，终究还是发生了。

那还是一个下午，我打扫好卫生后，我正在锁门。一双手从我的脑后伸了过来，在在我的脸上揉了揉，捏了捏。不用回头，我都知道是那个“小头头”干的。

——我的眼泪顿时就流了出来。

当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鼓足了勇气去告诉王老师时，我只看到了他一脸的淡漠，即使泪眼模糊，也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他终是没有处罚那个男生，我不知道为什么。

在这件事情以后，我先是在某天的上课时间，背着书包冲回家里，哭着告诉我妈“我不读了”，却被我妈送回学校。接着便是在一天下午，和我同村一个小我四岁的妹妹，一同走路去把教室门钥匙还给王老师。

后面这件事，惊动了大半个村子的人。因为没人知道我们去哪里了，大家都焦急地忙着到处找我们。

我带着那个妹妹，靠着不甚清晰的印象，一步步一点点地走到了王老师的村子，又问到了王老师的家。当时他不在家，我把钥匙给了他的妻子，就带着妹妹回家了。

等我们到家时，天已经大黑了。

我爸妈问我干嘛去了，我只回答了送钥匙。出人意料的，我爸妈没打我，甚至一句责备的话也没有。

后来，我提出要转学，爸妈同意了。

不久前听我妈说起王老师，说他逢人便会炫耀，说他虽然没读多少书，却教出了一个读了大学的人。

我的确是他寂寞教学生涯中的一点安慰吧！因为一直以来，我的成绩都是他得意的资本，是打脸那些看不起他的人的证据。

想起他，便想起那段我也许此生都不会忘却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