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节还有几天，我等不及要离开家。母亲把汤圆放在沸水中，炉火很快将汤圆托起。她盛了一碗给我，汤非常少，以至于汤圆不是那样圆嘟嘟，胖乎乎的了，全部挤在一起，面目狰狞，我想说它们十分丑陋。
冬天好像没有尽头，起码我看不到。清晨的积雪平铺在马路上，雪落不到的地方，零星飘着爆竹的碎屑。是张扬的红豆？还是殷红的血液？我努力想着这些，路上陆陆续续有了人。他们低着头，只顾自己。风吹过来，我们有相同的动作，先向手心哈一口热气，然后迅速裹紧上衣，罢了，抬头看看躲在云层的太阳又继续向前走了，还不忘加快步子。也许又都和我说了一样的话：这鬼天气。
我比想象中无情。右手的箱子换到左手时，母亲来抢了，潜意识让我推开她，右臂接收到信号时光速执行。再看母亲时，嘴角下垂，含着眼皮。我全然不顾那份委屈，以为是潜意识的错误。我从小没做过什么坏事，眼下的行为比天还大出来一圈，但我不是坏人，千真万确。有时候无声的抗拒效果基本满分，我们又掉回刚刚的沉默里，在冬天独步。
像闪电一样的沉默，暗夜一般模糊。这绝对不是奇异的感觉，这是真实的我，长时间以来眼睛无人可见，悲喜早已堕落。
母亲说：“你去了学校可能要好一些，你和朋友在一起很快乐。走吧！”这算是告别的话。那个背风抹泪的可怜女人——我的母亲。以为这是一次简单的离别，在今天之前有无数次，以后还会有无数次。人一生必定活跃于这样的场面，在冬天，在春天，在期待、预想的每一天。
大多时候，母亲待我是温柔的，而我却总是想方设法避开那双眼睛。复杂多样的感情参杂在一起，反射到我眼睛里只剩愧疚。我不接受，这也许是一种自我保护。
“如果我死了，你会难过吗？”我打算问母亲，成千上万次。终究还是没有开口。
我知道自己就要死了。二十一岁，我天真的以为死是很容易的一件事。目睹的肮脏充满腐蚀性，溃烂每一寸肌肤，像张爱玲说的那样：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
我害怕四处攀爬的虱子。我讨厌母亲，我担心那虱子有一天爬到我的身上来，那多么恐怖，我一点都不敢想象。或许它已经在生长，我得想个办法：不如一起死去。
车票被我攥出深深浅浅的褶子，这是一张单程票，也是那时候，我才有了乡愁。向来喜欢陌生的人群，我躲在里面，没有人会正眼看我，所以我经常会选择在那种时候哭。
那个冬天我经常看树，尤其在刮风的时候。从四楼俯身，满眼干瘪的树枝。而且十分享受与冬天抗衡的狂躁，嘶吼与咆哮。大多时候它们是静默地，我也一样，在人间路过孤独和绝望。
如果有一天，有人讲到我，应该这样说：她走了，在春天。带着盛开的娇艳的花朵和绿色的树枝，现在，我要把我的紫丁香献给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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