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三杰,指的是韩信、萧何和张良。这三个人虽都是扶助刘邦定鼎天下,可是命运却迵然不同:韩信功高盖主,被诛;张良,得以寿终正寢;萧何,有起有伏,有灾有难。不过好在有惊无险,最终安全活到老死。
这三个人不同的命运,都是帝王之术作用的结果。何谓帝王之术?“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罢。汉初三杰的不同命运,其来有自。如果把三人命运比作抽签的话,张良为上签,萧何为中签,韩信最差,得下签。韩信之所以被诛,原因是他不懂得自保。为何这么说?他没有把刘邦当作“帝王”,而是错把刘邦当作“人”。用战功作为和刘邦讨价还价的筹码,这种人帝王哪里能容得下?其实萧何也不懂得自保,但是幸运的是,他听了门客的誎言,侥幸的避开了大祸。而张良呢?干脆就做别的闲事去了,比如说“道引”、“辟谷”。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养生。所以刘邦,吕后这些人都基本没找他麻烦。
韩信、萧何、张良等人,将帝王与宰相之间的关系推广为一般的君臣关系,大大丰富了帝王的治人之术与大臣的自保之术,是中国式人治体系的开端。既然是人治,如何自保,不触怒帝王,成了头等大事。说到避祸自保,曹参是位专家。他整天喝酒,每天都是醉醺醺的,从不以清醒的状态面对帝王,借此成功地避开了帝王的注意。他这种醉酒,看似无意,实则是一种高明的自保策略。
中国的皇帝,一般都采取治人的策略。只要治住了人,国(江山)就稳当了。具体国事都由大臣们去操劳,皇帝只要控制住这些大臣即可。这就造成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中国绝大数皇帝都把精力集中在调整君臣关系上,而很少放在开发民智、促进生产上。为何?因为治人势必会关生人与人之间的摩擦,这会消耗皇帝大量的精力,皇帝自然就无暇他顾了。这就是中国几千来,封建王朝变来换去,社会发展却几乎在原地踏步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所谓良臣,猛将,是相对帝王而言的。而非相对社会发展而言。纵观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就没有真正形成过有效的社会发展机制。在中国,只有“治世”和“乱世”,而没有“进步”和“退步”,“创新”和“改革”之分。甚至“正义”与“邪恶”的概念也是几乎相同的。
因此,无论是汉唐宋,还是元明清。从我们今天看,都是“封建制”这个模子印出来的“标准产品”。虽然延续了几千年,但一切都没有太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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