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血色浪漫形容过很多东西，最典型的是法国大革命，人们在那个时期追逐了从未有过的人性解放，用革命的激情去追求最浪漫的理想，但却也用鲜血去灌溉了那个时代。
鲜血往往有着生死的意味，很大程度上讲，这是生物本能的极限，而如果有一种浪漫是在鲜血中绽放，毫无疑问，这种超脱生死的浪漫，给人的冲击力自当是刻骨铭心的。
自由引导人们
百年孤独里的布恩迪亚上校有17个儿子和无数的情人。卡斯特罗没有这么多，但是革命者对女性有天然的吸引力。几个红颜知己当然不在话下，卡斯特罗有一个前女友，马丽塔，在建国之后来到了古巴，老情人来了，旧情复燃。但是遍历沧桑的卡斯特罗还是问出了“你是来刺杀我的吗？”。深吸一口雪茄，闭上眼睛。他把手枪交到了玛丽塔手上，“那就来吧。” 玛丽塔拿着手枪对准了卡斯特罗，生死之间，她再也控制不住，泪流满面 扑到了卡斯特罗的怀抱。 这里的卡斯特罗是一个男人。
卡斯特罗是天生的领导者，他的自信，倔强，求胜欲，拉美人特有的乐观激情，甚至绿林匪寇习气的豪迈，贯穿了他的一生。出身自富裕的家庭，但在哈瓦那接受高等教育的时候，所思所想竟是成为学生运动领袖。
当时的拉美完全是美国的后花园，买办是政府的一大功能，因此也不免左翼崛起，人民生活困顿。民众对政府不满 对美国威权憎恶完全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卡斯特罗在山区建立了一个2000人的军营，训练之后准备攻打蒙卡达兵营，然而2000多人的队伍，最终参与革命的只有100多人 ，这一百多人里面临阵怂了几十个，这场由除了激情就不再有什么里的革命不可避免的失败。作为领导者的卡斯特罗并没有被立即击毙，而且没有送到军事监狱，而被先在民事监狱关押，最后在法庭上喊出那句响彻了整个世界的“判决我吧！没有关系。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之后，得到释放。倒不是政府能大度到此，否则也不会让人们痛恨无比，而是因为富裕优渥的家庭使卡斯特罗得到了大主教的庇护。但是他的革命队友却死伤殆尽。出狱后的卡斯特罗，被迫离开古巴，来到墨西哥，在这里，他遇到了格瓦拉----那个一生的战友。
格瓦拉有着与卡斯特类似的个性与家境，还有同样的对社会底层民众的关怀，外加一个医生博士学位。在大学期间，格瓦拉来了个两万五千里的拉美六国摩托游。虽然路上不乏偷鸡摸狗和频频艳遇，但是最让格瓦拉动容的确是在各国所见到的美国公司对底层民众的压榨。抗争的怒火瞬间就燃烧起来，格瓦拉的思想逐渐朝左靠拢，在博士毕业之后，再一次长游，一路向北。在墨西哥，革命战友迎来了历史性的会面。但是这时两者的思想仍然有巨大的差异，格瓦拉在劳尔的影响下，成为了一名共产主义者，而卡斯特罗仍然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不过当时都被一个目标统一着------解放古巴。
82个人坐小船偷渡到古巴，中间故障频频，与接应队员也错过，残存下来的只有12个人，也估计只有拉美能出现这种革命力量了，而且最终还能革命成功。藏在山区里的格瓦拉，白天与政府军斗智斗勇，晚上挑灯夜读毛主席的‘论游击战”。
格瓦拉在拉美世界被尊称为“最伟大的游击战专家”，但他的游击战与毛主席的有根本的不同，毛主席的游击战根本目的是保存实力，游而不击，建立革命根据地，将敌我的战争拉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 但是格瓦拉的想法却是通过漂亮的对敌战役和舆论宣传，吸引新队员加入扩大队伍，待一定规模再将游击队一分为多，宛如细胞增殖一般，形成星火燎原之势。
毛主席的游击战，有哲学依据，又有现实基础，在极弱势下，取得了不可思议之成就，注定属于人类历史上的经典。
但我们不能因为格瓦拉的思想与毛主席相异或者，具有强烈的流寇特征就直接给予负面的评价，或者将其成功归结于偶然。毕竟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求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对具体的分析得出具体的结论，中古的国情有着根本的不同，不同于中国，90%的人口和土地在偏远的农村，古巴70%以上的人口都在城市里具有封建主义和殖民性质的庄园里。因此，在农村和山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并没有太重要的意义，但是无论如何，这也难以解释，这场革命里的诡异浪漫。这场建立了西半球唯一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总的来说，还真有几分戏剧性，定鼎之战的圣克拉拉战役。格瓦拉的第二纵队400人，包围了守城的3000名敌人。而且还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也许拉美这地方却是是不同寻常，也许他们的革命却是是民心所向，也许真的是这场革命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是丝毫不影响革命本身的伟大，400人敢包围3000人就已经需要不知我几辈子才能攒够的勇气。
总之革命者卡斯特洛和他的兄弟推翻了政变上台的美国傀儡政府，实现了民族的独立。尽管开始卡斯特罗对美国没有敌意，还亲自赴美国解释，但是美国还是对他进行了颠覆和刺杀，迫使卡斯特罗转移到社会主义阵营，格瓦拉在此期间负责古巴的经济生产，也来到了中国两次，毛主席对格瓦拉游击战的看法不太正面，但是还是接见了这个粉丝。他在觐见偶像的时候，肯定也没有想到，自己以后会成为整个自由世界的象征。
截止到这里，他们两位固然伟大，但是如果仅此而已，还有纳赛尔，金九，凯末尔等等一众。现在鲜血还没与尽流，浪漫的花已经扎根但是还没有绽放。
在60年代，巴黎又一次成为了欧洲左派运动的前沿阵地，学生们举着毛主席画像和戴高乐抗争，日本新左翼读者毛主席语录激情燃烧的岁月里，世界大势又变了很多，中苏交恶了，古巴于中国的关系也变了，惺惺相惜的革命兄弟反目，卡斯特洛开始嘲讽东方的太阳也会熄灭。
但是格瓦拉还没有变。
天真如处子是列宁对孙中山的评价，我是到后来才能理解这句话。格瓦拉到访苏联，面对高级瓷器的招待，自嘲俗人没资格享受。成为了古巴的建国者，依旧生活在几十平米的房子里，他的朴素生活没有变。
他的理想也没有变，天真如处子我想也是可以用在格瓦拉身上的。
自苏格拉底 开始 柏拉图也好，中世界的基督教哲学也好，笛卡尔到康德，德国古典也好，唯理经验论也好，欧洲也好，东方也好，义利之辩就没有停止过。舍生取义在哪都是极高的道德标准。
人是生物，自然也有生物性的本能，人类自己对自己形成约束，自我对自我的克制，生成了自律的道德准则，大部分的伦理学都把道德的自律视为人类自由的根本，摆脱原始的欲望，让我来控制我自己，让自我的意识独立，这是自由的根本，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原因，
对信仰的追求，有人觉得很荒谬，就像堂吉诃德一样，所以苏格拉底为真理而死就很可笑，而有人却很尊崇，所以布鲁诺被烧死在鲜花广场之后，人们又为他竖起了雕像。在康德的哲学里，这是理念上的至善。在夫子那里，这是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对信念的终生追求，至死不渝，九死不悔，所展现的是人对于真理的执着，是以沧海一粟之身认知，探索世界的实践，蕴含着人对于自我 对人类本身的超越，对生物性本能的最高级反抗。是自由的最崇高形式。
布鲁诺雕像
这就是天真如处子。
九死不悔的追求理想自然是难得而且伟大的，但是就理想本身而言，因为主体的不同，又如何去评判高低呢？高低总是相对的，理想也是，起点的不同会造成理想对象的差异化，以茕茕苦寒之身孜孜不倦的追求一个美好的家庭生活的理想是对理想的追逐，期待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青史留名也是对理想的追逐，由于主体本身就不同，我们很难说哪种对理想的追逐更高尚，但是如果超脱出来便有了比较的意义，一个人追逐和信念，不是求之为己身，而是奉献为他人，那么这种理想便更值得尊敬，在此意义之上，那个曾将的口号“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也许可以称一句“无双”了。
60年代的巴黎学生也许会把这个口号每天都讲几遍，然而在格瓦拉身上，这就是终生行之的标准，他离开了那个为之奋斗，历尽生死的古巴，来到了刚果。在热带丛林里运用他的游击战术，渴望实现又一次的革命胜利，解放另一洲的人民。
他失败了，也许是他的游击战术真如毛主席评价的那样，不具有真理的客观性，多了几分运气，但是这丝毫并不妨碍于其伟大。这个阿根廷人又来到了玻利维亚，这个以玻利瓦尔命名的国家。革命者来到解放者的国家，两代人做着类似的事。不过格瓦拉失败了，不可避免的失去了生命。
作为一个男人，他有过很多的情人，但是作为一个革命者，我想他的情人应该只有他的理想。
至此，扎根鲜血的花绽放，超脱于生死的浪漫升华。一个人也成了一个符号。
Che Guev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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