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50年前后,人自身成为关注的中心,由此进入了“人类中心论时期”。
与认识论转变一起的,还有我们由神向人自身的思考转变,转向人类中心论时期:伦理-政治问题。此时人对自身而言成了问题本身,他不仅是一个思考者,而且也是一个行动者。
希腊人以一种清晰和客观的方式来讨论问题。
就如最早的古希腊哲学家提出变中是否有不变元素,多中是否有一的问题一样,此时古希腊人要问的是,在一切各异的风俗习惯中,能否找到一个普遍有效的道德和政治理念。
一些人相信普遍有效的道德或政治理念是由神或自然赋予的。一些人认为道德是每个社会或每个人创造出来的,因此不存在普遍有效的道德或政治理念。
到了人类中心论时期的结束期(即公元前400),声称道德只具有相对性的观点成为普遍现象,理解为对道德或政治理念的问题,除了每个人自己的看法外,不存在什么公认的标准:道德上的差异就如同人的口味和快乐一样的不同。
当时希腊以高尔吉亚、色拉叙马霍斯、普罗泰哥拉等为代表的智者派中许多人都宣称,所谓的正当(right)和正义(just)仅仅是一种独断传统的表达或是独断统治者强迫人民接受的。没有什么确实是正当的。我们所谓的正当就是强权。有强权才有公理。或者我们可以说,公理只是大多数弱者想被得到承认而已。一些智者派成员还认为,我们所说的好的道德也只是隐约表达了人们的喜好。既然不同人喜欢不同的东西,那么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定义道德。不存在真正的普遍有效的道德,有的只是不同个人的爱憎感情。
由于持这种相对主义的观点,智者派逐渐丧失了公众的支持。他们以教人论辩和说服术来获取报酬。由于不同的委托人在许多事上有不同的利益要求,因此智者派就如出庭律师那样,必须为支持或反对的不同理由进行辩护。委托人的目的是为赢得诉讼,不是为得到正确答案。因此智者派传授的技巧就得符合这个目的。结果,智者派常常传授一些辩论的诡计和骗术,而不是理性辩论的技艺。因此,他们容易沦为诡辩家,也就是我们现在使用的“诡辩派”一词的含义。
高尔吉亚在他的著作《论非存在,或论自然》中,他根据运动和变化的自相矛盾性(参照阿基里斯和乌龟的例子),否认了知识的可能性。如果存在不是从非存在中派生出来,如果一切变化和运动都从非存在中派生出来,并且如果一切现象从变化和运动中派生出来的话,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就是说,任何现象不存在。
色拉叙马霍斯以他的权利和正义观为人所知:正义所满足的是最强者的利益。正义就是强权。与此相反的权利观和正义观都是愚蠢的天真表达。因此,色拉叙马霍斯彻底反对建立普遍的权利,他把存在的正义理解为是最强者利益的表达。
普罗泰哥拉的著名理论“人是万物尺度”,解释为一个认识论命题:事物不以它们本来的面目向人们显现,在任何时候都只显现其某些方面或特性。例如,木匠手中的铁锤是敲钉子的工具。这个铁锤或好用或不好用,或轻或重,对物理学家来说,摆在观察台上的铁锤是一个物理客体,不是看它好用不好用,而是看它的特定分子结构,以及如重量、伸缩性等物理特性。对商人来说,柜台里的铁锤只是个有特定价格和利润、好卖不好卖的商品。
就显现在人们面前的事物一直被人在特定时候身处的环境或职责所决定而言,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个观点暗含一种认识论的视角主义:在任何时候我们的知识都以视角为条件,在视角的基础上建立知识。这种视角主义暗含一种认识论的多元论:观察事物的方式是多样的。也代表了一种相对主义: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取决于我们的活动或情境——认识相对于我们的情境。
两个木匠常常能发现最适合敲钉子的铁锤,两个科学家也很容易对铁锤的重量、伸缩性等方面的特性达成一致看法。换句话说,这种与不同情境和职业相关的视角主义并不意味着取消对错之分。作为木匠,我们可以正确或错误地谈论铁锤;同样科学家和商人等也能这么做。当我们在一个特殊情境中讨论一个物体,如铁锤,只要我们所说的是在此情境中显现的这个物体,那我们说的就是对的。
但如果物体只是从特定视角显现的话,那当我们从一个视角转向另一个视角时,我们又如何知道谈论的是同一把铁锤呢?有人会说,不同的视角事实上是相互混合的:木匠不仅是木匠,他也有家庭角色,如父亲、儿子或兄弟,也与那些建筑材料的供应商或他的买主有生意往来。不同视角在重叠和流转变化着;因此我们能从不同方面认识同一物体,如铁锤。
如果视角主义本身的正确性取决于特定视角,那么我们所说的正确性就是相对的。这是向怀疑论靠拢。如果不是,那么我们就是把视角主义局限在我们对事物的认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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