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它将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中国的对外开放在文化上主张尊重文明多样性和发展道路多样化，促进不同文明相互交流，取长补短。音乐交流作为文化交流的一种形式，因而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民族音乐得以发展和传播。
中华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从古至今一直保持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方法原则，音乐的交流也是如此。《竹书纪年》载：“少康即位，方夷来宾”，说明早在夏代就有一些部落与夷族之间存在文化交流。夏王朝宴飨夷族来宾，当时的音乐交流体现在宴会时的乐舞交流。历史上，中国与外来音乐交流最多的是西域音乐。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促进了西域文化与中华文明的交流与发展。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原的乐器如唢呐、羌笛、胡笳、竖箜篌等。南北朝时，北周武帝从突厥娶了阿史那氏为皇后，突厥的乐工作为皇后的陪嫁来到中原，带来了西域所用宫调理论——五旦七调，同时还带来了琵琶及西域的乐舞。隋唐时期，中外音乐交流达到了空前的程度。隋高祖时，高丽先后派出遣隋使入中原，学习中原的文化，同时也带来了他们自己的文化，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在音乐这一方面，如日本留学生在中国学习后，带回律管、方响、筝、琵琶等乐器，回国后传播学习并进行符合他们国家审美的改变。唐太宗贞观元年，玄奘法师自中原到天竺徒步游学。他从长安出发后，途经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历尽艰难险阻，最后到达了印度并在那里学习了两年多，还在一次大型佛教经学辩论会任主讲，受到了赞誉。据说玄奘在天竺时，国王曾问他《秦王破阵乐》中的“秦王”是谁。贞观十九年玄奘回到了长安，带回佛经657部，轰动一时，并吸引许多佛教信徒来到长安，同时发展了以佛教故事为内容的说唱。后来玄奘口述西行求经的见闻，由弟子辩机辑录成《大唐西域记》十二卷。后来明代的吴承恩把玄奘的故事变成带有神话色彩的小说《西游记》，从此唐僧取经的故事便开始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随后，唐朝派出许多遣唐使去各国游学，促进了中原与各国间的文化交流。从音乐交流上看，西汉时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横贯亚洲的陆路交通线——丝绸之路，在这条路上，各民族的音乐文化得到极大程度的融合，外国的音乐为中国音乐文化增添了绚丽的色彩同时也为中国音乐文化的繁荣做出基础。
西汉丝绸之路建立，中原音乐就在沿线国家间交流互融。汉代郊祭歌中已有描绘丝绸之路风情的《天马歌》；也有关于西域乐器在中原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隋代的《七部乐》《九部乐》以及唐代宫廷燕乐《十部乐》中，除燕乐和清商外，西凉、天竺、高丽、龟兹、安国、疏勒、康国和高昌这八部都源自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其编制、乐风、记谱及所用乐器无不具有浓厚的“胡化”色彩；唐朝人民所喜爱的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都来自西域。我国音乐文化也经由丝绸之路的传播，深刻影响了西方艺术文化的发展，在新时代“一带一路”建设中，音乐文化也正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在促进沿线各国交流互通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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