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勋说唐诗》读后感
唐代真的是文学的一个黄金时期,就好比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一样,这是独一无二的一个时期,这么多大家如春雨后的笋尖般纷纷冒了尖。
没有一个时代再如它,好似一夕之间所有的花全部都开放了一样,绘画上有张萱、周昉、阎立本,而李白和杜甫出生相差仅仅十一年,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王维,在长诗的造诣上空前绝后的白居易,诗风华美的李商隐。
同时唐诗也成为文学史上文体的巅峰,它在音韵、意象上最富有艺术的美感,也是最富有气势的,唐诗的形式太完美了,尽管宋代经历了小小的变迁,但唐诗已然成了民间根深蒂固的美学形式,以至清代以后,几乎人人手上都有一本《唐诗三百首》。
唐代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盛世,以至于千年以后,外国人仍然称呼我们为唐人;这也是诗的盛世,诗歌进行了一系列的琢磨,终于水到渠成的打磨成华美的珍珠。从《诗经》最初的四字,再到五言的《孔雀东南飞》,到七言的《春江花月夜》,文字经过三百年的颠倒排列,形成各种新的语言模式,到了唐代已经完全成熟。
唐诗是真正讲求形式上的一种艺术,不同于汉乐府的朴质,不加一点的粉饰,是完全起承在农业伦理里的。唐诗是十分华美的,经过魏晋南北朝后期宫廷诗的盛行,文体就变得非常华美,讲究词藻的堆砌,不同的是唐诗将空间意识放大了,放大到了宇宙,仿佛生命也就此放大,就有了悲壮、苍凉之感,在边塞诗中,这种感觉尤为明显。
初唐的边塞诗中,个人的孤独感与胡风相混杂,构成了一种很特殊的个人主义,所以我们常常称唐诗为浪漫注意,是因为诗人得到了巨大的解放,不再为伦理舒服,他们活在自然当中,面对自然,在自然中实现自我完成。
在边塞诗后,又发展出了“贵游文学”,他非常敢于描述一种挥霍与奢侈,这可以说是一种叛逆,与我 们传统的文化、伦理相违背,但却延伸出了一种特有的凄迷、茕然独立之感。为了赞扬生命中的华美,一掷千金。“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这种诗句,,在传统农业伦理中是绝不可能出现的。
这种叛逆和蒋勋对美的定义是很相似的:美,不是尊奉与模仿。美是一种叛逆——叛逆世俗的规则,叛逆一成不变的规律,叛逆知识的僵化、呆滞,叛逆人云亦云的盲目附和,叛逆知识与理性,叛逆自己习以为常的重复和原地踏步。
这种叛逆是一种全新文学——乃至文化的形成,当然不见得就会超越前者,但却是文化变迁不可或缺的。但无疑的是唐诗是叛逆到了极致的。
当然这种叛逆是在各种冗杂之后发扬到极致的,非常典型的是那种叙事性的长诗,典型的是白居易的《长恨歌》和《琵琶行》,叙事的长诗并不是在唐代才开创的,早在汉代就有《陌上桑》、《孔雀东南飞》等作品,但是在叙事诗方面,白居易的这两首诗绝对是无人能及的,他能将声、色描写到极致,将女子的凄婉、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情感发扬到极致,在此之前是没有人能将抒情、叙事、描写糅合的如此恰到好处的,之后也没有人在能超越。
还有写景的长诗,在唐朝以前绝不会有人用这种长诗大肆的描写一个场面,因为受伦理的影响,他们的诗重在“道”,即重在内容方面,不会只是单纯的描写一个场景,但张若虚办到了,而且将一个场景描写的别开生面,这就是他的厉害之处了,也是唐诗的厉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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