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城的小屋的房租在三月尾回来的时候已预付到了五月,这似乎是让我在今天五月的三十号离家返惠的原因。实际上,小屋里既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铺盖和几本书籍,就算再迟些日子过去,房东也不会说什么的,何况还有押金呢。可我似乎不得不离开家,尽管对打工厌倦。
家与惠城近千公里,先是乘半小时的汽车到邻县潜山,再由潜山乘火车抵达惠城。
在家县城的高速入口的路口等车,等了有二十分钟,还没有来车。这时有一辆快运货车在经过面前时向我招呼,价钱是一样的,我并没有多想,等着也有点着急,就上了这辆顺路车。
高速路上,与司机聊起来。主要是司机问这问那,去哪里做什么。司机是同龄人,似乎有着相近的认识。我说在外面打工,像机器人一样。他有同感,每天过的差不多,什么时间起床,上班,都有一定规律。他问我在惠城多久了?我说是汶川地震那年去的。可我说不上了解惠城,也没有什么作为,心里惭愧。随着年龄增大,愈来的不大喜欢在外打工了。在城市,人心是浮的。他似乎还有着对仍在外漂泊的我的一点理解的尊重,而我却实在的愿意成为他,在家乡周边做一个货运司机。同样的感到,现如今不愁吃穿,但并不比八九十年代生活贫苦时快乐。
司机开着车,不时聊着,很快就到了我要下车的路口。人一旦离开了家,思想的与在家时是有很大的不同。比如在家时感到的烦恼,离了家门,又想到家的种种好来。人最根本的牵挂,还是来自出生生活的家乡,有着血缘关系的家人。
上火车前,在一家以家乡县城名为招牌的饭店吃午饭,据了解,这家饭店是家乡县城人开的。老板匆忙炒了份韭菜炒鸡蛋,十五块,韭菜多鸡蛋少,有点咸,胃口也不好,随便扒拉了小半碗饭就弃在桌上。
火车准时驶来,站台上望着远远驶近的长长的钢铁游龙,随着刺啦啦地刹车,那滚动的铁轮缓缓地停下来,那个愈来接近的车头在光亮的铁轨道上滑行着,让我想起了海子。当碾压而来,是怎样的疼痛?死,是需要多大的勇气?
上了车,车厢里一望,让我吃一惊。一个个脸孔藏起来,直到今天都还戴着口罩,不尤人不惊。戴着口罩的面孔像极了面具的假人,释放出一种漠然冰冷的气息。不由得让我也学着戴起口罩来。
再一吃惊的是,坐满了人,座无虚席。我找到属于自己的座位坐下来,靠窗。接着上来一个人坐在旁边的位子。说我个子高,这个五十开外的男人比我还高。让俩个高个坐在一起,腿想伸直得小心翼翼。他又不正坐好,斜侧着身,背挨着。我说,这样热啊。心里不由生厌。
乘了两站,我感到在这样拥挤的空间很大的不适。头脑子嗡嗡地,晕乎乎地。我决定换硬卧去。
另加了一百多块钱,换来一个铺。乘这趟车记不得有多少次了,但买卧铺还是头一回。额外的花费,出门在外,常常是令人想不到的。
卧铺总要清静一些吧。
没过多会,上铺来了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他带着一男一女俩个孩子。年轻的爸爸将他们一个个抱上铺去,不停地说,闭上眼睛,睡觉,睡觉,听到没?又从架子上取下包,拿奶给孩子俩喝,一人一盒,插好吸管,递给他们。喝了奶,小女孩又叫着,我要屙尿。于是抱下来,穿鞋,再抱上去。一会啪嗒一声,小男孩玩的手机掉下来,坐在廊边的座位上的爸爸过来捡起,对孩子说,不要喧哗啊,眼睛闭着,不然把你卖掉。小女孩大声问爸爸,为什么不能喧哗?爸爸没有做声。大声会吵着别人啊,不知道这位爸爸为什么不回答孩子呢。
实在地有些吵闹。可我又不好说什么。并且以理解的心情,觉得这位年轻的爸爸带两个孩子乘车,也是辛苦的。
有时,明明是弱势,却一点办法也没有,还要表现出大度宽容。
火车向南奔驰,阳光尚好,斜躺在铺上,头有点晕,有点烫,让我有点担心。脑袋空空木木的,眼睛望着窗外。那不断向后倒退的宛如一堵绿色的墙。有时出现一条条的红线,是夹竹桃或什么开的花,在迅疾倒退中,像是一匹花格条布在无限的伸展。有时火车高出地面,空旷的,远远的房舍建筑,只露着它们的屋顶,像浮冰在大地上漂浮。
迷迷糊糊地懒懒地躺着,外面暮色降临。近傍晚七点钟了,这个时候正是家里吃晚饭的时候,而火车带着我来在一个叫向塘的地方了。火车在这里停了下来。耳朵里传来女人响亮的叫卖的声音,“香烟槟榔,充电宝”,“啤酒,饮料,方便面”。我想这些于我大多是多余的。不过,却成为在路上的人的消遣和需要。
也不知道夕阳是什么时候落去的,夜就来了。那个年轻的爸爸在忙着给他的俩个孩子冲奶粉,我问,女孩五岁,男孩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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