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一吃饺子,是我们老家的习俗。
一家人在一起吃顿热热乎乎的饺子,才算过了个团圆年。有外出没吃上的,一定要给他留着,回来再吃。后来“大年初一的饺子”就演变成了一句歇后语,后半句是:“没外人儿”,说明大家都是自家人,不必见外。
今年姐姐别出心裁,用果蔬汁和面,包出了五颜六色的饺子,红的是火龙果汁的,绿的是菠菜汁的,黄的是橙汁的。
“记得76年春节在老家,咱们吃的,也是彩皮的饺子。”姐姐说。
这么多年了,姐姐的记忆仍然那么清晰,她记得哪个叔叔家的饺子是黑皮的(红薯粉和白面混合)、哪个伯伯家是红皮的(高粱粉和白面混合),哪个爷爷家是白皮的。
恍惚间,记忆飘过四十多年。
我父母是文革的最后一批受害者。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被抓了进去。那年姐姐11岁,我7岁。
那年冬天好冷,我和姐姐仍然住在原来的大房子里,冻的瑟瑟发抖,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
那时候几乎没有商品经济,馒头要自己蒸,面条要自己擀,这些姐姐都不会。我们的面食是烙饼、疙瘩汤。那饼,是死面的,不能分层,硬得咬不断,得用手撕。那疙瘩,很豪放,有的像核桃那么大,咬开,芯里还是生面,吃后半天胃里不舒服。直到今天我看到饼和疙瘩,胃里就觉硌得慌。
经常早已过了吃饭的时间,我已经饿的眼冒金星了,姐姐还在煤炉子前手忙脚乱地做饭,还时不时的不是糊了就是咸的吃不下。
父母进去之后,家里一下子就冷清了,经常来的那帮人都忙着跟我们划清界限,对我们避之唯恐不及。只有一个大妈,每周来一次,不知是父母单位的还是家委会的。
大妈总是两手抱在胸前,像视察一样,到各个房间东瞅瞅西看看。有时姐姐问她饭菜怎么做,她只是动嘴绝不动手。
大妈走后姐姐总是嫌我对她太热情,说她只是奉命来的,在路上碰见,跟她打招呼,她从来不理。
快过年的时候,从老家来了一个叔叔,来接我们回家过年。
回家的路好长,叔叔一直努力的逗我们高兴,我跟叔叔说说笑笑,姐姐却面无表情很少说话。后来她说,一路上心里都很忐忑。以前回老家,我们被母亲打扮的漂漂亮亮,跟在提着大包小包的父母身后,一家人光鲜亮丽的回来。这次父母成敌人了,我们灰头土脸的空手而归,更何况,我们在老家已经没有至亲了,本家都是三服之外的,他们会怎样对待我们?她那会儿就希望车一直开下去,永远不要到站。
下了车,有一辆大马车来接我们。到了村里,父老乡亲争抢着让我们住自己家里。
有个婶婶给我俩每人做了一套新衣服,是那种竖条纹的粗布裤褂。姐姐兴高采烈的就穿上了,往年穿妈妈做的漂亮衣服也没见她这么高兴过。
我见姐姐穿上难看的像个大青蛙,便死活也不肯穿,姐姐发了火,连搡带摁的给我穿上了。
晚上在被窝里,姐姐用被子给我蒙上头,使劲的拧我,还不许我哭。“你太不懂事了!这新衣服是婶婶大冬天在柴房里一梭一梭织出来的,柴房没有炉子多冷啊,你没见她手上都生了冻疮。”
那时候,买布是需要布票的,农村人孩子多布票少,只好自己织布。
第二天我注意看了那个婶婶的手,手背肿着,鼓的老高,黑红黑红的,像烤糊的面包。
那年月,大家都穷,乡亲们的口粮还不够自己吃,谁家也禁不住添两张嘴。他们已经自发排好了队,一家一顿请我和姐姐轮流去吃。饭间他们总是说,我还抽过你爸爸的烟呢,那烟,好抽!小孩子们说:以前你们回来的时候,我每天都去婶婶(我妈)那里领糖领饼干。
想想父母以前也没给过老家人什么好处,不过是给孩子们发发糖果,给大人们散散烟。
每到一家都是拿出最好的吃食给我们,吃的最多的就是饺子,是她们大年初一特意给我们留出来的。那时候没有冰箱,怕饺子坏掉,她们就每天蒸一下,最后几天吃到的都是又软又烂的饺子。
在一个伯伯家,他们全家人吃稀饭饼子炒白菜,给我们吃的是初一留出来的饺子,整整两大碗。姐姐说:“你们别这样,咱们吃一样的吧。”
说着往他们碗里拨拉饺子,那个奶奶一把摁住姐姐的手:“上次来的时候,还是个任性的小孩子,家里一出事,忽的一下就变成大人了。”说着就掉下泪来。
就这样,我和姐姐在老家吃了十来天“大年初一的饺子。”
长大后我了解了手工织布的全过程,弹棉花、搓棉条、纺线、染线、浆线、打径线、打梭线、上机、手织.....哎呦,十来道工序呢,那点儿布,婶子得忙活一冬天。
后来得知我们和叔叔往返的车票,是乡亲们三毛、五毛的凑出来的。他们劳作一年,到年底也就分十块八块的。
以后的岁月里,每当遇到大事难事的时候总是想:没什么了不起,大不了回老家种地!是家乡的父老让我凭添了这样的底气。我知道,如果我从高处跌落,有一个柔软而温暖的地方会接住我,托着我。
前几年搬新居的时候,小区里拉来了很多截去枝叶的法国梧桐,光秃秃的像半截电线杆子, 孩子问:“这树还能种活吗?”
我说:“肯定能!因为它的根还在!”
果然,一年以后那些树就枝繁叶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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