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女性一方面本來也沒有罪，現在是做了舊習慣的犧牲。我們既然自覺著人類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們少的老的的罪，又不能責備異性，也只好陪著做一世犧牲，完結了四千年的舊賬。
做一世犧牲，是萬分可怕的事；但血液究竟乾淨，聲音究竟醒而且真。
——隨感録四十
魯迅於1898年4月底離開家，5月7日到南京。他到南京求學，是因為遠房叔祖父周慶蕃（字椒生）在江南水師學堂教漢文，兼任管輪堂監督。周家子弟因他的關係進那學堂的，魯迅是第三個。通過考試分在機關科學習，後轉到礦路學堂（1898年10月26日放榜錄取了），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1902年1月27日）畢業，並得到官費出國留學資格，1902年3月24日（壬寅年二月十五日）魯迅登上日本輪船大貞號從南京啟程，經由上海到日本，開始了留學生活。
1906年夏天，魯迅回國去了一趟，這是母親叫他回去結婚。
新娘朱安（1878-1947），山陰（今併入紹興）人，比魯迅大三歲。
關於這次婚事我們知道得極少，只知道是以不幸始，以不幸終。
關於魯迅和朱安的婚事，周冠五在他的《我的雜憶》一文中說到一點他所知道的情況。周冠五（1887-1970），名鳳紀，字冠五，筆名觀魚，小名曰朝。他是仁房義支藕琴叔祖的兒子，從小在陝西生長，於1901年才隨父母回到紹興老家來。魯迅兄弟按輩分叫他朝叔叔，實在比自己還小幾歲。他的《我的雜憶》一文中說：
魯母知道我和魯迅在通信，就叫我寫信勸他，我寫信後得到魯迅回信，他說：要娶朱安姑娘也行，有兩個條件：一要放足，二要進學堂。安姑娘思想很古板，回答腳已放不大了，婦女讀書不太好，進學堂更不願意。後來把這情況又告訴魯迅，結果魯迅回信很幹脆，一口答應了，說幾時結婚幾時到，於是定局結婚。定了日子，魯迅果然從日本回國，母親很詫異，又是高興又是懷疑，就叫我和鳴山兩人當行郎，他穿套袍挂，跪拜非常聽話。（見《魯迅家庭和當年紹興風俗·魯迅堂叔周冠五回憶魯迅全編》，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出版，第245頁）
這一不幸的婚姻折磨了他二十年。
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象記》中也談到過這婚事：
朱夫人是舊式的女子，結婚系出於太夫人的主張，因而“瑟琴異趣”。魯迅曾對我說過：“這是母親給我的一件禮物，我只能好好地供養它，愛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他的學生孫伏園在《魯迅先生二三事》一書中講了這樣一個細節，那時魯迅已經在教育部做官，已經在大學任教了：
一天我聽周老太太說，魯迅先生的褲子還是三十年前留學時代的，已經補過多少回，她實在看不過去了，所以叫周太太做了一條棉褲，等魯迅先生上衙門的時候，偷偷地放在他的床上，希望他不留神能換上，萬不料竟被他扔出來了。老太太認為我的話有時還能邀老師的信任，所以讓我勸勸他。
魯迅先生給我的答話卻是不平庸的：“一個獨身的生活，決不能常往安逸方面著想的。豈但我不穿棉褲而已，你看我的棉被，也是多少年沒有換的老棉花，我不願意換。你再看我的鋪板，我從來不願意換藤綳或棕綳，我也從來不願意換厚褥子。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這是的確的，……他雖然處在家庭中，過的生活卻完全是一個獨身者。
毫無疑問，這一婚姻給魯迅帶來了很長久的痛苦。不過這痛苦是得到了補償的。一個人在感情上、生理上的需求得不到滿足的時候，多餘的精力就有可能用到事業，用到思想上去了。正好是孫伏園看到的這些年裡，魯迅參加《新青年》的工作，給《晨報副刊》寫稿，給《語絲》寫稿，和《現代評論》派鬥爭……
我們可以看看魯迅的一段引文。他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中，在談到陸侃如、馮沅君夫婦的文學活動的時候，引用了匈牙利詩人裴多菲題B. Sz. 夫人照相的詩：
聽說你使你的男人很幸福，我希望不至於此，因為他是苦惱的夜鶯，而今沉默在幸福裡了。苛待他罷，使他因此常常唱出甜美的歌來。
引文之後，魯迅接著說：
我並不是說：苦惱是藝術的淵源，為了藝術應該使作家們永久陷在苦惱裡。不過在彼兌菲的時候，這話日有些真實的；在十年前的中國，這話也有些真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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