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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作人兄弟在八道灣聚居三年多，突然在一個下午決裂了。
1923年7月14日魯迅日記記有：“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飯，自具一餚，此可記也。”
7月19日上午，作人將一封絕交書交給魯迅：
魯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誰——大家都在可憐的人間。我以前的薔薇色的夢原來卻是虛幻，現在所見的或者纔是真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後請不要再到後邊院子裡來。沒有別的話。願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這天魯迅的日記記有：“上午啟孟自持信來，後邀欲問之，不止。”
事情鬧到這地步，已經不能再同住在一個院子裡了，魯迅決定搬家。
不久，許欽文、羨蘇兄妹幫他找到了磚塔衚衕61號的房子，那是羨蘇的同學俞芬帶著兩個小妹妹的住處，有幾間餘屋，可以分給魯迅暫時居住。
8月2日，魯迅同妻子朱安商定之後，就一同搬到磚塔衚衕住了下來，一面尋找合適的房屋。
在他搬到這裡之後的兩三個月裡所寫的日記中，觸目皆是各處看屋的記載。10月31日，看定了阜成門內西三條衚衕21號房屋，房價八百元。11月辦好過戶手續，12月2日立契，經過翻建裝修，1924年5月25日他們就遷入新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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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居安頓好之後，魯迅要去取回自己存放在八道灣的東西，這就爆發了他同周作人之間最激烈的一場衝突。1924年6月11日魯迅日記：
下午往八道灣宅取書及什器，比進西廂，啟孟及其妻突出駡詈毆打，又以電話招重久及張鳳舉、徐耀辰來，其妻向之述我罪狀，多穢語，凡捏造未圓處，則啟孟救正之，然終取書、器而出。
這件事，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象記·一七 西三條衚衕住屋》一節裡有所記述：
說起他的藏書室，我還記得作人和信子抗拒的一幕。這所小屋（引者注：指西三條新居）既成以後，他就獨自個回到八道灣大宅取書籍去了。據說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急忙打電話，喚救兵，欲假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則用一本書遠遠地擲入，魯迅置之不理，專心檢書。一忽兒外賓來了，正欲開口說話；魯迅從容辭卻，說這是家裡的事，無煩外賓費心。到者也無話可說，只好退了。這在取回書籍的翌日，魯迅說給我聽的。我問他：“你的書全部都已取出了嗎？”他答到：“未必。”我問他我所贈的《越縵堂日記》拿出了嗎？他答到：“不，被沒收了。”
魯迅畢生是偉大的，他受了種種的污衊委屈，搬出了八道灣住宅，又生了一場病，而對於作人和信子的事，日記上卻一字不提。這是我在他死後數個月，為的要趕撰年譜，翻閱他的日記才知道的。
對於許壽裳的這一段文字周作人後來在《知堂回憶錄·一四一·不辯解說（下）》裡做了這樣的答辯：
關於那個事件，我一向沒有公開的說過，過去如此，將來也是如此，在我的日記上七月十七日項下，用剪刀剪去了原來所寫的字，大概有十個左右，八月二日記移住磚塔衚衕，次年六月十一日的衝突，也只簡單的記著衝突，並說徐張二君來，一總都不過十個字。——這裡我要說明徐是徐耀辰，張是張鳳舉，都是那時北大教授，並不是什麼“外賓”，如許季茀所說的，許君是與徐張二君明白這件事的內容的人，雖然人是比較“老實”，但也何至於造作謠言，和正人君子一轍呢？不過他有一句話卻是實在的，這便是魯迅本人在他生前沒有一個字發表，他說這是魯迅的偉大處，這話說的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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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達夫在《回憶魯迅》這篇長文中說：
據鳳舉他們的判斷，以為他們兄弟間的不睦，完全是兩人的誤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說魯迅對她有失敬之處。但魯迅有時候對我說：“我對啟明，總老規勸他的，教他用錢應該節省一點，我們不得不想想將來，但他對於經濟，總是進一個花一個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從這些地方，會合起來，大約他們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
5
魯迅和周作人不僅僅是同胞兄弟，而且在寫作翻譯這些方面長期合作，志趣相近，關係不比尋常。
1925年10月12日的《京報》副刊上，周作人發表了一篇短文：《傷逝》，用了一個不常用的筆名：丙丁。全文如下：
我走盡迢递的長途，
渡過蒼茫的大海，
兄弟呵，我來到你的墓前，
獻給你一些祭品，
作最後的供獻，
對你沉默的灰土，
作徒然的話別，
因為她那運命的女神，
忽而給予又忽而收回，
已經把你帶走了，
我照了古舊的遺風，
將這些悲哀的祭品，
來陳列在你的墓上；
兄弟，你收了這些東西吧，
都沁透了我的眼淚，
從此永隔幽明，兄弟，
只囑咐你一聲珍重！
這是羅馬詩人“喀都路死”的第百一首詩，現經某君參照幾種譯本說給我聽，由我自由地筆述下來的。“琵亞詞侶”畫有一幅插圖，今轉載於右。一個人舉起右手，上題“哀尾哀特該乏勒”三字，大約即系表示致聲珍重的意思。據說這是詩人悼其兄弟之作，所以添寫了這樣一個題目。《晨報》副刊模寫琵君此畫作為篇首圖案，大約只取其圖樣。有一個《晶報》式的滑稽家說，這恐怕是表示逼死別的副刊再掐死自己副刊的意思，倒也想得很有趣，不過未必是編輯先生的原意罷。
6
收在《彷徨》裡的小說《傷逝》是10月21日，也就是在看到周作人的那一篇《傷逝》之後的第九天寫成的，寫成之後沒有在報紙刊物上發表直接編入小說集《彷徨》中。這篇以“涓生的手記”為副題的第一人稱的小說，也許應該說是魯迅小說中感情色彩最濃重的一篇，一開頭就是這樣的自白：“如果我能夠，我要寫下我的悔恨和悲哀，為子君，為自己。”一下就把讀者引到傷感的氛圍中，小說寫了一對誠摯相愛的青年男女在社會的壓力下，主要是因為失業而帶來的經歷壓力下不得不分手，生離死別的悲慘故事。小說對於他們所處環境的描寫：
會館裡的被遺忘在偏僻裡的破屋是這樣地寂靜和空虛。……依然是這樣的破窗，這樣的窗外的半枯的槐樹和老紫藤，這樣的窗前的方桌，這樣的敗壁，這樣的靠壁的板床。
寫的就正好是紹興縣館裡魯迅作人兄弟合住過的補樹書屋的景物。
如同魯迅看懂了周作人曾發出的密碼電報一般，周作人也看懂了魯迅發回給他的“密碼電報”。在《知堂回憶錄》（一四一）裡，他發表了這樣一段“讀後感”：
《傷逝》不是普通戀愛小說，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來哀悼兄弟恩情的斷絕的，我這樣說，或者世人都要以我為妄吧，但是我有我的感覺，深信這是不大會錯的。因為我以不知為不知，聲明自己不懂文學，不敢插嘴來批評，但是對於魯迅寫作這些小說的動機，卻是能夠懂得。我也痛惜這種斷絕，可是有什麽辦法呢，人總只有人的力量。
許欽文在《寫〈彷徨〉時的魯迅先生》一文裡回憶起一件小事：
《傷逝》雖然是搬到西三條衚衕以後寫的，但他在把尚未完成的原稿給我看的時候曾經這樣對我說：“這一篇的結構，其中層次，是在一年半前就想好了的。”可見寫《傷逝》的動機，也是在暫寓於磚塔衚衕的時候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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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在寫了《傷逝》以後兩個星期又寫了一篇小說《弟兄》，寫的是張沛君照看生病的弟弟靖甫的故事，許壽裳寫過一篇《關於〈弟兄〉》，指出“這篇寫張沛君為了兄弟患病，四處尋醫，種種憂慮奔走的情形，大部分是魯迅自身經歷的事實”。
前不久寫的《孤獨者》裡也有這方面的回憶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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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認為自己是被家裡的日本女人逐出的，這一點已無可疑。只是這日本女人為什麼要逐出他呢，這原因人們還是不知道。曾經有過一些傳言，說是因為男女情愛方面的糾葛。舒蕪在《憶台靜農先生》一文中就說過台靜農告訴他的這樣一件事情：
他詳細告訴我魯迅與周作人失和決裂的起因，他說，周作人在北京西山養病時，魯迅忙於從各方面籌措醫藥費，有一次正是急需錢用的時候，魯迅替周作人賣一部書稿，稿費收到了魯迅很高興，想著羽太信子也正著急，連夜到後院去通知羽太信子，不料後來羽太信子對周作人說魯迅連夜進來，意圖非禮，周作人居然信了。（《舒蕪集》第8卷第18頁，2001年河北人民出版社版）
羽太信子是把魯迅匆忙間欠考慮的事情說成有意的了。後來還愈說愈奇，例如張菊香、張鉄榮編著的《周作人年譜》就引證了章川島提供的一項材料：
1975年頃，與魯迅、周作人雙方都有密切交往的章川島曾對魯迅博物館的工作人員說：“魯迅後來和周作人吵架了。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的老婆造謠說魯迅調戲她。周作人老婆對我還說過：魯迅在他們的臥室窗下聼窗。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為窗前種滿了花木。”
那麽，會不會是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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