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难忘的劳动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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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还在读小学，那时的课程表每周有两节劳动课，一般安排在某一天的下午后两节，每学期还会有一至两周的劳动周。劳动课内容除了在校园内打扫卫生、清理水沟路面外，还有就是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如种地瓜、劈竹山等。

1978年我读五年级（毕业班），在劳动周里班主任洪绍森老师带领我们帮生产队劈竹山――到毛竹山劈掉长在毛竹周围的灌木、草丛，或者是砍毛竹――将山上的毛竹砍倒后去枝、去尾并扛回生产队。

出发前，我们先集合，洪老师宣布了这次劳动的任务，交待了劳动安全等注意事项，然后我们带着劳动工具排着队走向我们要到的毛竹山。每次劳动洪老师都和我们一起干，他不但教我们怎么干，而且干得最多最好，那些最难干，最累最苦的地方都是洪老师干的。干了一个多小时后，我们都要就地休息一二十分钟，我们围拢在洪老师周围，洪老师先问我们会不会很累，有没有受伤，如果没有发生什么事，洪老师就给我们讲一小段故事，像《西游记》、《水浒传》一类的故事。如果在劳动中有学生划破了手脚，洪老师就采一种草药的叶子放在嘴里咬烂，然后敷在被划伤学生的伤口上，叫这个学生就地休息。那时候大家的生活条件都比较差，劈竹山时穿的是布鞋，没有穿袜子，也没有带手套，稚嫩的小手和脚腿被树枝、芦苇划破是常有的事，但和洪老师在一起劳动我们都觉得很开心，很安全。

1981年我到三明二中读高中，那时的劳动课会少一些，但是每个班级都有一块卫生区，每天早读课我们学生轮流去打扫。每次劳动课我们的班主任俞建平老师也和我们学生一起干，特别是我们的卫生区俞老师经常和我们一起打扫，所以我们班的卫生区是年段最干净的。俞老师组织我们劳动总少不了“课后小结”，即在劳动结束后把大家集中起来回顾这次劳动的情况，肯定好的方面，指出不足的方面，使我们每次劳动的质量都会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所提升。不论我读小学还是读中学，班主任和学生一起劳动的情境难以忘却，到我成为人师时，班主任的优良传统在我身上得到延续。

1985年8月我从三明师专毕业后分配到上京矿务局中学工作，连续12年担任班主任，那时课程表一周还有安排两节劳动课，因为学校地处农村，所以劳动课经常是挖水沟，挖菜地，开路铺路，种树。劳动前，我也是先集合学生用三五分钟时间交待注意事项，然后分组干，我加入到学生中的某一组和学生一起干，有时其他组没干好时，我就到那一组指导并帮忙干。劳动课结束后，我也要集中学生进行总结，表扬干得好的，指出做不好的。有时劳动小结这项工作也换成由学生来做，即由学生自己说出身边哪些同学表现得比较好，最后由班长进行总结。在这些劳动中挖排洪沟和开路是最累的劳动，为了调动学生积极性，我就叫文艺委员和几个弱小的学生当啦啦队，她们时而为同学们唱支歌，时而“播报”某一组的劳动成绩或表扬某些干得好的同学。由于我所带的班每次劳动我都和他们一起干，加上及时总结劳动情况和在劳动中插入一些“花样”，劳动效率和效果都很好，常被总务处表扬。学校有难干，不好干的劳动任务总务处自然就安排我们班去完成。劳动课既能锻炼学生的身体，增强学生的意志，展示学生的天赋才能，又能培养学生做事的责任心，更重要的是通过劳动体验到劳动的真正价值。

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在童年期和少年期参加生产劳动，体验劳动生活。要让儿童通过亲身体验理解：没有劳动就不可能生活。从劳动开始认识世界――只有在这个条件下，人才能理解和盼望劳动的欢乐。” 可是，现在的劳动课已经很少见了，如果说学生有劳动，那也只能是在教室内打扫卫生或在教室外打扫卫生区。劳动课已被所谓的劳技课取代了，课程表里虽然安排了劳技课，但多数学校没有专业教师，也没有劳技教室，劳技课往往成为自习课或主科课。

《福建省义务教育课程实施计划（试行）》（闽教基[2004]13号）要求综合实践活动及地方与学校课程共占课时总量的16%－20%，综合实践活动一般安排6%－8%，地方与学校课程一般安排10%－12%，可以调整使用。综合实践活动内容包括：信息技术教育、研究性学习、社区服务与社会实践以及劳动与技术教育等。其中劳动与技术教育很多学校难以落实，一是没有专业教师和劳技室，劳技课无法上或者没有质量，二是没有劳动地点或项目，加上怕出安排事故，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劳动课。所以现在的学生只能在“温室里长大”，落实综合实践课程成为新课程改革的一个瓶颈。

过去的劳动课是令人难忘的，劳动课中的班主任给学生留下的精神财富更是令人难忘的，我们呼唤这样的劳动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