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终于用上拐杖了,是在他患了脑梗七年后。
我是极不情愿给父亲的行走多加一根棍子的,因为那意味着一个人真的到了老年阶段。不都是那么形容的吗?说有一个谜语,刚出生时是四条腿,长大后是两条腿,等到老时又变成了三条腿,让打一种动物,谜底居然就是人。
我不希望父亲老,就像所有的子女都希望自己的父母永远年轻健壮一样,我也希望自己的父亲健健壮壮的,倒不是巴望他走得能有多快,但起码不用多拄一根拐杖。在我眼里,拐杖是父亲从壮年迈进老年的最后执拗下无奈妥协的结果。这个结果比一般同龄的老年人来得晚。父亲脑梗那年八十岁,住了十五天医院,大夫就给开了出院证明,尽管那时候父亲走路得一边扶着墙,一边扶着人,但医院的意思,就是可以出院了。
记得那时候,我一只手搀着被病折磨得蔫歪歪的父亲,另一只手奋力向着车水马龙的大街挥舞。我们彼此扶持孤零零站在大街边缘,像两个被大部队丢下的伤兵,最终也没能拦下一辆愿意拉我们的出租车。这不能怪他们,我们站的位置,太不适合停车和挪转了,后来我们是靠一寸一寸磨蹭才到家的。
即使那样,我都没有给父亲添根拐杖,我的想法,是不能让父亲失去康复训练的动力。在没有使用任何辅助工具的情况下,父亲初期要么扶着我,要么扶着墙,坚持了一个多月后开始和他的两条腿较劲。较劲后的赢家落在了父亲头上。恢复了行走能力的父亲,开始不断拓展他的运动空间,屋里是满足不了了,他要走出去。他要走向大街,走向广场,走到广场那些唱歌的老头老太太堆里去。他天生地爱热闹,天生地合群。他融进群里的方式,就是参与。他是广场唱歌的老人们最愿意合作的伴奏师,一把二胡成了他最忠实也是最可心的社交伙伴。
但父亲的倔强,让他在脑梗出院后第七年的时候吃了大苦头。那是2023年十二月里一个下雪后的傍晚,主路上的雪已经被环卫工人清理得差不多了,而路两旁却多出了许多雪堆。也正是它们中的一个,成了击倒父亲的罪魁祸首,父亲一脚踩在雪堆上,摔倒后就起不来了。还是热心的邻居通知了母亲,母亲又通知了正在上班的我,他才被救护车送进了医院。我在下午上班前,还在苦口婆心劝阻他,这几天不要出去,不要出去,他表面答应得好好的,我一走,他就不是他了。
唉,父亲啊,你咋就变成了个孩子似的呢?
这次住院的时间比七年前长得多,达到了二十二天。白天,我在家做好饭菜送过去,晚上则有一位护工大哥跑前跑后照料。这次住院,父亲做了生平第一次手术,在左胯股骨头的位置挨了一刀,将左侧摔坏的股骨头置换成了金属替代品,医生还在他的背部靠近尾椎的位置钻了个空,打进了骨水泥,以便让发生裂纹的脊柱骨不再继续位移。出院后,父亲安份了好多,行动上的困难让他上个卫生间都成了奢望,更别提走出家门了。为了能够让父亲尽早康复,我辞了职专心照顾他,并且依照医院里的样式,在网上给父亲购买了康复辅助架。
同时,我还在网上给父亲购买了一根拐杖。
说实话,这次是我先向父亲的年龄投降了,医生的话刺耳却实际:这个年龄的老人,这次算是他的最后一摔了,再摔的话......后面的话给了每位高龄老人子女充分后怕的想象空间,这里面当然也包括我。我是个喜欢挑战、甚至有赌博欲望的人,但筹码绝对不会是自己的父亲——我承认我赌不起。
不得不说,父亲康复的速度比我预料的要快,但接下来就有了一个摆在面前的难题:他要出去,现在就要出去。一位曾经风雨无阻来来去去的人,忽然被束缚了这么久,渴望自由的心情可想而知。咋办?那就由我陪着一起出去吧,同时拄上那根网购回来的拐杖。那是一根金属制成、可调节长短且有四个支脚的东西,黑亮的颜色凸显出它的严谨负责。好像由它服务过的人,没有不满意的。
于是,原先出现在大众面前,背着二胡盒子蹒跚行走的老人,如今换了一副妆容:右手拄着一根拐杖,背后的二胡盒子不见了,左手边多了一个中年男人。从来不需要借助外力行走的父亲,这次多了两个帮手:一根拐杖,一个我。我突然有了一个感觉,难不成我也要成为父亲的一根拐杖?
其实这个想法好多年前就已经有了。父亲的眼睛很早就看不太清东西了,每到电视一开,有了父亲感兴趣的新闻,我都要绘声绘色地二次创作一番后讲给父亲,要说我是父亲的视力拐杖不为过吧;父亲耳背的情况也已持续好久,他同别人语音交流,若是我在场,总免不了要做传声筒,你来言我去语的,说我是父亲的声音拐杖似乎也应该过得去吧。
到了现在,每天一次雷打不动的外出,我成了父亲两根拐杖中的一根,不管我愿不愿意,也不论父亲腻不腻烦,反正这根拐杖算是死皮赖脸地讹上他了。但在我内心里,还是嫌父亲的拐杖多了些,也要准备给他往走拿一拿的。我正在积极寻找合适的医院合适的时机,给父亲做白内障手术。今年他的体力比较虚,需要再恢复恢复,明年说什么都要付诸行动了。
你说我如果把这个,作为明年的一件生日礼物送给父亲,他会不会非常开心?
明年他八十八岁——一个非常吉祥如意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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