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不平凡的一年,世纪伟人邓小平爷爷去世了,他没能看到万众瞩目,举国欢庆的香港回归。而我没能熬过不争气的眼皮,错过了回归仪式的直播。只能在17吋的黑白电视前看重播。重播中国歌响起的时候,身体依旧像触电一线,从脚底到发梢悠然升起一种自豪感。
香港回归后,举国瞩目的高考开始了,街道上一下清静了很多,没有了嘈杂。由于我们的教室是考场,所以高考时间也是我们的假期,那个短暂的假期,是在一种莫名的情绪中度过的,有渴望,想放弃,但还是坚持的无所适从的看了一遍书。
高考结束后,面对的就是中考,当然不是我的中考,是三中的第一届学生。老师们很有把握的样子,学生们是否胸有成竹就不得而知了。总之,成绩出来的时候,三中不是骡子,灭了一中、二中,可谓是后来者居上。
那个夹杂着不同情绪的春季学期,里面充斥着不可名状的东西。穿着一件忘记是谁的西装上衣,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我不知道自己是自卑,还是腼腆,总是傻愣愣的听着老师讲自己好像能听懂又听不懂的课。现在回想起来,学习的苦,真的好简单,想要成绩上来,只要上课认真听讲,下课认真刷题,成绩来的是那么的简单。当然,我有一个例外,就是英语,从来不背,所以从来不会。
要感谢我的每一位老师们,上课时他们总会叫起我这个新来的同学,让我回答问题,但是乡下的口音总会逗得同学们捧腹大笑。为了改变这个问题,拼命地纠正自己的发音,虽然还是分不清一二声,但乡音还是被自己甩掉了太多,以至于现在我连家乡话都无法张口就来。
皿字旁,那时的我在乡下时老师教我它叫皿墩儿,意思简单还形象,因为它都是在字的最下面。时至今日,我一直认为劳动人民出身的老师,用最接地气的最接地缘的方式教授课程,那才是最好的。但在那时的课堂我知道老师和同学们的笑,针对的不是这个字的叫法,而是我的发音。虽然都是一个县城,但是我们那个县不同的镇口音都是不同的,常年在县里做生意的人只要一听口音,就能知道顾客是哪个镇上的人。自那之后,我很少在课堂上举手,也怕老师提问,好在那时一个班的学生有50多号,老师不可能总是提问我。过了一两周的新鲜劲,我也就淹没在了正态分布的大众中,不是鸡头也不是凤尾。老师的问题,有的难有的简单,我那时就是班上的吊车尾,面对的都是一众高手,而且是那种望尘莫及的高手。直到期末考试结束后,这一切才有改观,因为期末成绩出来后,我成了班主任王老师的表扬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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