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灵魂真的存在，那么已经作古几千年的孔子最近可能也寝食难安了。当他驾着破旧的马车出行时，首先要观察周围的出行环境，而且尽可能选择人口聚集的地方。为了安全起见，最好是白天，而且是结伴而行。否则，曾经被他寄予厚望的学生宰予有可能要报老师辱骂自己“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也”之仇。毕竟，在读书人极其讲面子的时代，老师当着那么多学生的面骂自己是朽木，是粪土之墙，这岂不是对自己人格的侮辱，是人生的奇耻大辱。不过，转念一想，自己的这个奇思怪想有一点杞人忧天的味道。在讲究师道尊严的时代，师者毕竟在“天地国亲师”中占有一席之地，依照当时的礼数老师在人们的心目中已经被奉为再生父母。试问，再大逆不道，也不会出现儿子打老子的忤逆行为。
相较于孔子，河南那位五十多岁的老师就悲催了。在而立之年，事业如日中天之时，血气方刚的自己抱着对职业的敬畏，以及渴望学生成才的愿望，尽职尽责。但是，所带的学生不可能每个人都听话懂事。那些调皮捣蛋者由于隔三差五给自己找麻烦，一而再，再而三，在以礼相待而不见成效之后，只能付诸武力。有人说，老师和顽劣的孩子是前世的冤家。不是冤家不聚头，因为有了生活的交集，矛盾自然而然就增多。不过，从客观上说，老师和学生是没有深仇大恨的。老师对于顽劣孩子的惩戒也只是象征性的，只是为了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可是，让这位爱岗敬业的老师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二十多年前因为出于工作的热情而采取的管束手段，却在学生心中埋下复仇的种子。当时机成熟，条件允许时，曾经结下的恩怨终于找到了宣泄的机会。光天化日之下，曾经的孩子，现在已经为人父的三十多岁的学生在众目睽睽之中，对着当年教育自己的老师脸左右开弓。近二十分钟的语言辱骂和武力的实施，让在内心郁结了二十年的怨气终于发泄出来。面对这样的学生，面对着壮年，身体孱弱的老师只能老老实实地坐在电瓶车上任由学生辱骂抽打，还不时地向学生说着“当年打你是我的不是”的表示歉意的话。
也许是关于教育的诡谲怪异的事情太多，普罗大众原本敏感的神经已经变得麻木。可是，随着常某“二十年后讨债”事件由施暴人被拘留，到有学生愿意出来作证当年老师确实打人，到施暴人的父老乡亲集体为其情愿，再到教育主管部门要对“涉事老师” 的师德问题展开调查，一波三折，故事情节不断地翻转，恰似一部宫廷大戏般演绎。虽然不算惊心动魄，但在翻转过程中引发的焦点问题还是挑动了公众几近麻木的神经。撇开职业，单就普通的生命个体而言，在大庭广众之下，一个壮年对一位老人施暴近二十分钟，这在已有五千年文明史的礼仪之邦是不可理解和想象的。而说这样的年轻人是敦厚老实善良之人，那么评判是非善恶的标准是不是太具有地域性和野蛮化了。如果事发地点在一个无人之处，时间能够持续这么长也尚可理解。当这个假设不成立，而是发生在车来车往的大街之上，这不由得不让人想起鲁迅先生说的，这个世界不乏帮闲、帮凶、帮工之人。正是有了他们的观赏，才有了这台戏的主角酣畅淋漓的表演，才有了视频的录制和传播。
没有把身份和职业纳入问题拷问的中心，我们可以简单地抽取这些浅层的需要深思的东西。如果沿着事件发生的前世今生漫溯，一个更加让人震惊的问题会呈现在每一个人的大脑之中。二十年前的中国教育正处于应试教育的兴盛期，“棍棒下面出才子”一度成为学校教育教学管理的经典指导思想。这样，老师管学生，尤其对那些顽劣而屡教不改的学生，拳脚相向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可以这样说，很多的可造之材身上都或多或少有不拘世俗的叛逆。面对这样的孩子，如果听之任之，一个人才就可能废掉；如果严加管束，他们就可能“浪子回头金不换”，成长为某一行业的翘楚。回望那些各行各业的精英，他们在幼小的求学期，真正没有受过“皮肉之苦”者可谓寥寥。按照河南常某的思维和行事逻辑，这些曾经吃过老师苦头的人都应该去向当年向自己施暴的老师讨回公道：健在的可以根据吃苦的轻重要么施以言语的指责，要么施与体罚；不健在的也应该掘地三尺而后快。
教书育人，这是教师的天职，每一个没有失掉职业良心者都会为了捍卫职业的称谓，尽其所能地做着自己的分内之事。顽劣是孩子的天性，纯粹的说教与偶尔施以肢体的惩戒相比，效果要小得多。“适度的惩戒是教育健康发展必要的手段。”面对针对塑造灵魂的精神性劳作，没有了戒尺，学生就可能没有了敬畏；没有了敬畏，教育很难培养出有用之人。新的历史时期，在“立德树人”成为教育肩负使命的当下，作为教育的践行者老师如何完成重任，不是仅仅依靠响亮的口号，而是需要面对一个个鲜活的，具有鲜明个性的小皇帝、小公主进行因材施教。不可否认，这些孩子在父母的眼里各个都是宝贝，含在嘴里怕化了，抓在手中怕伤着。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孩子，当他们走进学校接受教育的时候，学校老师如果还是像他们的父母那样对待他们，学校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无法想象。人的野性是原始的，奴性是原初的。要祛除他们的野性和奴性，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要做到彻底，适度的武力惩戒是必不可少的。人之初，性本善，这是孟子之言；人之初，性本恶，这是荀子之语。善与恶这是人性的原质点，其到底向何处发展，取决于后天的教育。要让受教育者“弃恶从善”，强制不可缺位。
原本极朴素的道理，随着常某事件的发生，让每一位老师都有如芒在背之感。从常某事件中，人们似乎看到当年红卫兵大行其事的猖獗之状。在反腐倡廉形成倒逼的社会生态环境中，各行各业似乎都以各自的方式揪辫子。从全局的视角审视，常某的事件只是小概率事件。不过“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如果这种倒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事件没有得到妥善而及时的处理，反而异化为主管者“造势、扬名”的抓手。这种纵容恰似在已经千疮百孔的教育肌体上撒上一把劣质的盐。怠政、懒政有时候不可怕，可怕的是慵政、劣政；不作为，有时候兴许可以“忍一时风平浪静”；乱作为，有可能指鹿为马，乾坤倒转。试想，如果受害老师因为当年体罚学生而被主管部门上纲上线到师德有问题的高度，受到政府的教育批评，甚至行政处罚，假以时日，长城内外将会有多少常某出现。
历史是一面镜子，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怪力乱神定位定性的标准极富时代的印记。如果用倒扒历史的思维去清算“历史旧账”，试问能够有多少人可以高枕无忧。如果长大成人的学生，不论成才与否，如果敬畏之心、感恩之心缺失，不是以“以德报怨”的情怀回望过往，而是以“以恶报德”纠缠过去，人类的文明就不可能发展，国家和民族就很难有希望。（安徽省皖西经济技术学校 陈士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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