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永远不能相信，灵魂能够被一个外来的恶所灭亡。
——苏格拉底《理想国》
2020年8月17日，一位自称是浙江大学博士生王某蕾的母亲微博发文曝光浙江大学教授戴某，在两年前多次性骚扰自己的女儿王某蕾。因王某蕾不堪忍受，最终导致她精神抑郁、心理崩溃，于2018年7月21日19时，选择跳楼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
事件曝光后，有媒体致电浙江大学负责人，该负责人称“缺乏确凿的证据。”其表示，学校曾就此事对戴某做出一定的处分，目前校方保留了教职，“戴某因为这件事失去了很多的机会”。
事后，王某蕾母亲曾给浙大调查组打了72通电话都被拒接，对方对其所提问题都不予回复，这让她十分气愤。由于这件事缺乏证据一直拖延至今，但王某蕾母亲还是坚持要为女儿讨回公道。
随着该事件进一步升级，有一位博主在网上称轻生女博士是他粉丝的表妹，他曝出戴某之前亲笔写下的忏悔书，其内容是：“本人戴X正式向王X蕾道歉，并保证以后不会再欺辱她”。当然这份忏悔书的真假也不能全信，还需要进一步调查证实才行。
悲剧事件有增无减”
然而这事还没过去半个月，媒体又接连报道出更多的类似新闻：
9月初，浙大爆出一名女博士在寝室烧炭自杀。——原因是导师把她当作工具人。工具人，顾名思义，就是成了给导师免费干活的工具。听说这名自杀女博士导师日复一日加压，任务量越来越大，一度每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
９月19日晚，南京大学一位女博在宿舍跳楼自杀。——坊间传闻是导师掠夺她成果，甚至还把成果给自己老公来享用。
10月13日，大连理工大学一位年仅25岁的研三学生，发完告别微博后在实验室自杀身亡，在遗书中他提到“我的痛苦，你从未感同身受”
为什么在当今的中国，高校教授利用职位之便对学生施加不当行为的事件层出不穷？研究生或者博士在面对导师的“威胁”与“压榨”“索抱”等无端要求时，为何总是先选择习惯性沉默、忍让，最后选择以死“解脱”呢？绝望的背后，到底隐藏了什么？
象牙塔里的黑暗
披着“羊皮”的“狼”
以上众多的“自杀”案件中，我们不难发现——大多数学生自杀的原因都与导师脱不开干系。在各大高校中，导师和学生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业态关系呢？
在中国目前的研究生培养体制中，导师的权利实在是太大了。从招生到毕业中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导师的点头允许，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学生能不能毕业完全是由导师来决定的，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导师不让你的毕业论文送你就不可能毕业。
在王某蕾这起跳楼案中，我们会有些疑惑：为何她在遭遇戴某的第一次冒犯后 ，没有检举告发这位戴教授呢？理由就是——她不敢。因为反抗意味着她将无法毕业，意味着自己这些年的科研成果得不到认可，意味着自己的博士身份也只是口说无凭，意味着自己以后的就业之路将充满崎岖。
面对不公和欺凌，她以为忍一忍就能守得云开见月明，待毕业证书到手就好了，可惜偏偏事与愿违，戴某对她的欺侮却从没有停止，她在这种长期的性骚扰下，开始精神抑郁、心理崩溃，最终选择跳楼自杀，来结束自己被灰暗笼罩的生命。
某种程度上说，那决定着能否毕业的导师权利决定了王某蕾的生死。这也是导致许多和导师不合的学生，走途无路，只能自杀得以解脱的最根本原因——导师权利过大，学生根本无力反抗导师。
除了权利之外的因素，还有那藏在象牙塔里一些德不配位的导师原因。这群披着“羊皮”的“狼”利用着自己手中的权利对学生可以说是胡作非为。各种导师性侵学生事件也层出不穷。在百度上，搜索"教授性侵女研究生"，足足有178万条相关信息，而搜索"研究生自杀"的相关信息更是高达2230万条。这是多么恐怖的一个数字。
光环之下的疮痍
无法承受的生命之重
许多硕博群体在经济上面临着较大压力。博士研究生们唯一的收入基本就是国家给予的基本补助——每月1500，虽然有些学校会比较人性化，让导师自己出腰包给学生再补贴那么一两千，可同样的也有坑爹的导师，把这点微薄的补助也收入囊中，这无异于雪上加霜，给本就经济拮据的部分学生带来更大的压力。
领研网于2018年收集了38位科研人员的真实收入情况，总体来看，高校科研人员的待遇因身份、专业、学校、地域等情况而异。这些例子中，博士生的收入在1000-5000元之间，福利奖金并非各校皆有；硕士生的补助在几百块到千余出头，与学费相比杯水车薪。
此外，研究生的心理问题已经成为一个普适性的问题。自90年代以来，随着“黑猫白猫”和“过河摸石头”等“经典论述”的深入人心，社会庸俗化和量化思维影响了整个高学历群体的集体浮躁，研究生普遍存在角色认定错位导致迷茫、压力大的问题。
据《自然》杂志一项针对6300名博士研究生的调查数据显示：五分之一的受访者称自己曾被霸凌;五分之一的人还表示自己遭遇过骚扰或歧视。还有百分之36的人表示：自己曾因博士学位带来的焦虑或抑郁而寻求帮助。
百分之36！这是一个不小得数字，这个比例比一般人焦虑或患抑郁的可能性要高出 6 倍。这也意味着每3个博士研究生里就有一个患有抑郁症。
一个二十多将近三十岁的人，周围毕业参加工作的朋友都挣钱开始回报父母了，但自己有时候还得问家里要生活费；曾经的同学和同龄的亲友，眼见混得风生水起，自己却还在象牙塔里日夜攻读。想逃离，但成本如此之高，最后只能在不断的自我挣扎中，慢慢走向穷途末路。
硕博群体自杀
应该得到更多关注
怎么拯救这些这些跌落于黑暗之中的天之骄子？如何减少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如果任由导师权利继续无约束，相信还有更多的王某蕾出现，要想改变现状，只能消除真正的悲剧根源——改革研究生导师制度，对导师提出更高的高求，同时给予学生灵活的自主选择权。
值得一提的是，教育部于9月2号公布了《对于规范管理防止高校研究生导师与学生关系异化的提案》的答复，在答复函，教育部明确了将会要求培养单位严格导师的选聘标准，同时也对导师正确履行职责提出了要求，研究生们将迎来新的希望。
相关部门已经开始对症下药了，在导师制度的选择上，笔者认为可以借鉴英国高校的经验。在英国，研究生入学之后，学院会为学生安排一位“Supervisor（导师）”，负责进行学术上的引导和跟进。但在学习的过程中，如果对导师的研究方向不感兴趣，学生也可以申请跟换导师。 这种灵活平等的方式，能够让学生感受到自己的主体地位。
英国的大学非常强调师生双方都具有“职业范”，学生和老师各司其职，保持一定的距离，相互尊重。教师在学校只负责学生的学术问题，学生也不希望老师参与到学术之外的话题中，院系也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来负责学生工作。这种各司其职甚至相对“疏远”的师生关系，可能对于更好的维护师生双方的利益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制度还并未完善之前，如果研究生们不幸遇上了这类渣渣导师，该如何自救呢？
笔者认为，首先，不屈不挠的抗争是应该明确的态度，如果导师做出违法乱纪的行为，学生要学会收集和保留相应的证据，受到威胁时可以自保或者自证清白；同时，学生自己要学会借助社会舆论来拯救自己，具体可以通过政府举报、新闻爆料、网络论坛、贴吧等途径去为自己发声，全力以赴抗争到底。在压力过大、心情苦闷时主动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要始终相信正义终究会到来。
电影《熔炉》中有一句话“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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