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静的村庄
二
1988年新建的楼房，在两三年之后便不再成为稀奇。当商品经济大潮涌入中小城市，让大部分城市居民感受到高科技关照下的如沐春风时，我们那个小村庄里依然流行着黑白电视、手工家具和各式竹编制品。
每到家里要添置新床、桌椅或木质农具，祖父便请来村里有名的老手艺人在家中大设作坊，不但要款待手艺人的一日三餐，还得提前去山中择取合适木材供手艺人使用。
而手艺人来临的那几天，自然也是我最欢喜的日子。一来我可以跟随祖父去山中砍树，路过弯曲的羊肠小道时还能随手攀几枝毛栗野果；二来招待木匠的美味佳肴也比平时的一日三餐要令人期待得多，尤其是类似新鲜瘦肉和祖母平时不轻易做的菜，总是让我垂涎三尺。
有木匠做工的那几日，家里的门庭也似乎熠熠生辉许多。
闲来无事的邻居们总喜欢邀约而来，或观摩木匠的独门手艺，或提前计划未来将要添置的器皿。望着院子里初具模型的组合木柜，不知从哪里学来时髦话语的张家媳妇一个劲地称赞道：“这手工做的柜子，还真是比那机器生产的要俊呦。又漂亮！又结实！”旁边的李奶奶也不忘附和几句，一边敲柜子的外壁聆听敲击的回声，一边盘算着过两年也给家里的小儿子配置这样一套订好的实木家具。
清竹湾的人们对木匠师傅的崇敬大抵源于此。有人拜托他打制结婚的家具桌椅，也有人为了迎接新生的婴儿特意恳请木匠赶做上好的木制摇篮，还有的人老早就开始规划自己的身后事，把下葬的棺木提前预备着，以迎接那不期而至的死亡。
正是因为认真参与过清竹湾每一个人的生与死，木匠师傅的身份也由此变得特殊和神圣起来。
老木匠常用的工具是一把颜色老旧的木刨子，常年累积的污垢使它早已失去了木质的色泽，像包公案堂上的惊堂木一样发散着老古董的气息。刨子在新鲜的松木上前后移动，一团团如卷笔刀刮落下的木屑便散落到了地上。卷曲的木屑薄厚匀称，像一朵怎么舒展都不能平整的花苞。
我把这些花苞拾进竹编的簸箕里，三步化作两步似地冲向灶台去。我答应了祖母午饭前要帮她择菜烧火，但我的兴趣几乎都集中在点火这样的小事上。我满心欢喜地把一框框木屑倒满整个墙角，然后熟练地划破一根火柴，对准另一只手上提着的木屑，点燃，再扔进满是木屑的火炉里，慢慢欣赏这些卷曲的花苞儿由实物变成赤黄的火焰，直到炉中火光大亮，将我的脸部炙烤得发烫，我才微微后仰并开始得意地幻想，这样一团大火将做出多少美味的菜肴。
冬季烤火
祖母在一旁笑我的痴傻，又责怪我胡乱用了木屑而不往炉中添些厚实的木材，以至于大火仅停滞半分钟便偃旗息鼓了。
祖父和老木匠的关系由来已久，细数我家置办的各式木具无不打上了老木匠的烙印。从祖母房中那扇吱吱呀呀的黑色木柜，到父母结婚时定做的红木新床，再到秋收后用来筛选稻谷的筛谷车，以及祖父暗中为父亲的新家打制的18把椅子……这些如今常见的生活物件，在90年代的时候却长久地为人们所称道，成为祖父家底殷实的象征。
但只有我“知道”，所谓的殷实都不过是“徒有虚名”，甚至很有可能是一种误解。
因为我不止一次看见下地干活的祖父总是穿着一件破旧的白布衬衣，衣袖处的烂布条垂挂着，好像一串风中飘拂的铃铛细细作响。而祖母也难得置办新衣，那种款式老旧的灰格纹外套不知穿了多少年，以至于每当我想起她的音容相貌时，眼前总是浮现那样一个穿灰格纹外套的人。
除此之外，家中经济的“拮据”也是不为外人所知的。
1995年，当我还偎依在祖母的怀抱里时，依稀记得附近的邻居们总喜欢挤在我家院子里看一台十几英寸的黑白电视机。看到兴起时，众人居然把一条稻田里爬出来的野蛇当做电视中的图像，等到幡然醒悟后才抄起竹竿胡打一通，尔后便惊魂未定地瘫坐在椅子上。
但很快到了2000年，在这场跨世纪的大变革中，有人建起了美观宜居的新式洋楼，也有人买了一辆崭新的东风牌大卡车，还有的人索性外出读大学或进城打工，更重要的是一个备受欢迎的“外来物种”几乎占据了清竹湾人的话题，那就是彩色电视机。有好几次，我偷偷央求祖母去找祖父求情，把家里那台黑白古董换成好看的彩色电视，尤其是我从小伙伴家看完电视回来，这种想法就更加强烈。但顽固的祖父怎么也不肯答应我的请求，还说黑白电视与彩色电视一样，只要没坏都可以看。
祖父那套“只要没坏”的古板观念几乎影响了家里的所有的开支。
比如，“只要没坏就可以用”的饭桌，外观实在是破旧不堪甚至有些腐烂的痕迹了，但只要桌子的四只脚是完好的就可以继续使用。还有各种衣服鞋袜与家中的锅碗瓢盆等，“只要没坏”，都在长年累月地被循环使用着。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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