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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常对于自己不熟悉的思想与事物感到奇怪与别扭，但是回顾许多为今人熟悉甚至司空见惯的思想与事物，其中有多少不是从当初的奇怪和别扭开始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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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自己爱世界爱他人、尽量从事与投入自己的爱好、做事坚持不懈，人如果做到以上几点，那么在对于自身价值的提升方面应该不会差到哪里去。至于那些只爱自己，不爱世界与他人，做事一味跟风媚俗并且虎头蛇尾的人，世界最终也会放弃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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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岳的“递弱代偿”论比较有趣，记得三十年前从大学同学口中听说过类似的想法。现在对王东岳的“递弱代偿”思想深思后给出以下看法：
一般来说，正因为越是后衍越是高级的物种，其自身的“意志”越是脆弱，所以尼采才要呼唤“强力意志”。可谓人越是缺少什么越是宣扬什么，走夜路吹口哨不是因为得意，而是为了给自己壮胆。而且，越是后衍越是高级的物种，其繁衍与生存能力也越低，这就叫“递弱”。
人类为了弥补自身意志脆弱这一缺陷，就凭借优于其它物种的智力呕心沥血地补偿了额外的能力，比如人类用智力发明了各种工具后，就用以此获得的巧力延伸了自身匮乏的力量和能力，并得到了对自身弱点的“代偿”，科学技术就是基于这个原理发展起来的。
接着又有其他思想者说：后衍物种为了弥补“递弱”，就不断开发出可以“代偿”的东西，这样一来，这些物种就会越来越加速其“递弱”的进程，这就叫“代偿递弱”。
比如人类自从有了篝火、火炕、炭炉、煤炉、热水汀、电暖和空调，他们的耐寒能力也依次递弱。当代人发明了电脑，于是他们用笔书写的能力也渐渐退化。近代人发明了各种各样的电动工具与自动化流水线，于是不少手工制作技艺比如油印、制鞋、补锅、钳工手艺等开始失传。现代人用上了家庭汽车，如果不是刻意进行体育锻炼的话，他们的长途行走能力也会一天不如一天，甚至一代不如一代。如今翻译软件层出不穷，于是人类对于他国语言学习的动力也将相对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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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以人的三观（包括审美观）为代表的底层逻辑十分重要？因为人的大部分言行都是在他三观的引导下发生的。
彼此三观相差太大的人，他们之间无论如何称兄道弟，无论他们如何诚心合作，最终的结果都是翻船。这倒不是他们一开始就虚情假意，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因为三观的差距，使得他们在合作过程中对于事物的看法和判断，以及由此导致的言行常常南辕北辙。三观差距太大的人，他们彼此或者至少有一方无法明白对方的核心需求，看不懂对方的做事目的，天长日久下来，使得合作成本居高不下。
所以平时读书读文章，通过阅读广泛涉猎古今中外先知们的科学理性思想，终究是人与人之间良好沟通与合作的基础，当大多数人都能够充分认识自我与世界的相对真相，三观都能接近天理、公理、科学与理性，于是人与人之间才能达成真正的相知、相容与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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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对日常生活的细致感受也是人生意义的来源之一，比如感受力细致的人，即使在洗菜、切菜和烹饪时，也会一边操作，一边欣赏到青菜、黄瓜、芹菜、蘑菇、西红柿和胡萝卜们身上那些来自天地间的灵气，闻到它们散发的胜过人造化妆品无数倍的自然清香。相比之下，那些对于万事万物感受力迟钝的人，他们下厨时不是热得头上冒汗，就是抱怨那些食材们长得歪瓜裂枣，身材不够合格不够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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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文化区别之一在于人们对待权力的态度上，传统的东方人欣赏强权，也习惯于跪拜权力，表现出媚权媚势以及上下左右等级森严的格局。尤其是某些势利的小市民，他们为人处世首先看对方权力的有无与大小，善于比较别人地位的高低。在传统的东方人心目中权力比天还高，他们常常在权力面前忸怩作态，自轻自贱甚至瑟瑟发抖。
相比之下，现代西方人则自信自强，拥抱知识，欣赏个人精神和身体的力量，他们思想开放，人格独立，自由平等，许多人处事干脆利索，刚毅果决，平时则学习求知强身健体，致力于让自己充满进取的朝气。
至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主要是长期以来权力对于人性的压制所造成。
人格和精神上的差距，文化上的差异，造成东方人和西方人在创造发明能力上的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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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事物的底层逻辑，懂得探究事物原因背后的原因也就是事物的源头，懂得事物之间的关联和相互影响，能够在分清主次统筹兼顾，做事有条理，家居干净整洁，这样的思维方式和处事方式才能让生活更有进步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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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空洞功利心太强的人惯用的处事方式是，把情怀尽可能往高处扯，同时将手段尽可能往低端使。前者是给自己走夜路时壮胆，后者是为了尽可能地确保达成自己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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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的价值中有很大部分是主观的，它可以随着稀缺性与供求关系，随着时间、地点和人物的改变而改变，并非全部由劳动所创造。刚推出的新家用电器往往价格奇高，但由于规模效应和成本摊薄，随着时间的流逝会变得越来越不值钱。但如果别人用坏即扔的家用电器被有些人放置了上百年后成为了古董，则它的价值又会提升。另外收藏品中的限量版、茅台酒等则越久放越值钱。
还有同样一盆臭豆腐，在张三和李四的眼中往往有不同的价值判断，比如张三能够接受15元价格，李四则白送他也不吃。50㎡的房子，在大城市可以卖到200万，但是到了三四线城市则仅值50万甚至25万。同样是苹果，张三喜欢吃陕西苹果，李四喜欢吃山东苹果。
正因为价值主观，所以通过贸易和交换，大家可以获得自己需要的商品，而且每次交易完后商品的总价值都会有所升值。
因为有了畅通的贸易，人们就不必依靠武力争抢和暴力决斗，也必定会反对有人通过权力寻租和道德绑架等非公平或低效率的手段获取他所需求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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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上，很多场合是极端遭致极端，这就像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定理，有多大的极左，就有多大的极右。
设想美国近十多年来，如果没有奥巴马和希拉里这样的圣母婊、黑命贵和过激的LGBT白左，也就不会有特朗普这样矫枉过正的右翼上台。
中国改革开放后，如果没有一定时期的坑蒙拐骗和徇私舞弊乱像，也就不会有极左人士怀念文革煽动民意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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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中的许多人常常控制不了自己的非理性，这可能是人类的一种宿命。早在16世纪西方的先知大卫•休谟就发现，人类的言行更多地受到情感而不是理性的影响，比如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好多人还是把立场置于是非之前，这不能不说是人类尚未摆脱野蛮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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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对于物体形态发生变化的、看得见的具体的价值创造确信无疑，比如农民生产粮食、蔬菜和农副产品，工人生产机床、家电、日用品、汽车、火车、轮船和飞机，但是他们对于天天甚至每时每刻发生在身边的，物体的形态不发生变化，只发生产权转移，或情绪价值获得提升的相对抽象的价值创造却懵懂不觉，比如张三用金钱购买到一部手机，李四花钱购买了一张演唱会入场券，王五用苹果和赵六交换了梨。于是人们容易传承过去王公贵族心中对于商人的偏见和歧视，并且常常不加思考的脱口而出：“商人又不创造价值”或者“无商不奸”。商人真的不创造价值吗？商品的价值必须锚定不变吗？不应该随着时间、地点以及顾客的变化而变化吗？这所有的错误认知，当人们明白“价值主观论”后，偏见就会不攻自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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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庞写过一本名为《乌合之众》的书，认为人一旦进入到群体中间，就常常会因为获得了虚幻的力量感，觉得有恃无恐而变得骄傲、简单、冲动和大胆。他也容易因此抛弃理性的束缚，一下子变得情感肆恣，变得感性大爆发，给人以无知、愚蠢和疯狂的感觉。
人的情感和感性才是人性最底层的东西，如果不对人施加一点威严和危险，让他略微懂得点敬畏的话，他就会日益变得浅薄和无法无天。
每个人从本性上说都有那么一点“人来疯”，只不过有些人因为山顶上的人少而疯不起来，但适当的孤独却可以让人变得自我反思与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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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邦的钢琴作品是上帝的恩赐，也是人类精神的杰作。比如他的C小调圆舞曲丰富而又单纯，简洁而又复杂，轻快而又伤感，深沉而又浪漫。
人类精神大师的作品就是如此的色彩绚丽，像深邃的繁星那样在夜空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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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之事，大凡平和成就了平和，极端常常招致极端，这就是社会学中的牛顿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原理。
一个人如果老是唾沫四溅加声嘶力竭地向世人发声，那么这个人连同那些因为无聊在下面使劲昂起脖子起哄喝彩的听众们，离开精神科疾病也就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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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来，华夏这片土地上尽管不乏商业的形态，但是人们对于商业作用的理解是及其朦胧和浅薄的，他们最多把商业作为生产的辅助手段来看待，把商人的重要性排名放在最后。由于传统上对于商业与商人的偏见，由于不了解“价值主观论”的合理，所以市场经济在这里得不到令大多数人心服口服的正名。许多人习惯于认为市场经济是产生坑蒙拐骗现象的温床，实际上，成熟的市场经济不但不会助长坑蒙拐骗现象，而且会促进人间道德水准的极大提高，因为只有长期主义、诚信以及为用户着想，最终才能够获得忠诚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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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价值可以是主观的，但也不能忽视劳动对于创造价值的基础作用，比如在没有交换关系的人类原始时代，价值就是由那些人类“有效劳动”所创造。
当然无效劳动非但不创造价值，反而毁灭价值，比如建造楼房时没有打好地基，以至于楼建到一半时塌掉，比如将种子播错了季节和地方。
至于像极端分子的“打砸”之类不能说它们不产生一点特定的价值，只能说它们创造了对于部分人来说，属于稍纵即逝的所谓的“情绪价值”，并且在一方获得情绪价值的同时，是以损毁他方的物质与精神价值为前提与代价的。所以“打砸”之类创造的总价值为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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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以下两种人不能与之密切交往，一是口口声声不讲个人利益，并且说得远比做得漂亮的人，二是凡事把个人利益置于首位，只讲利益不分是非和道义的人。这两种人都是属于人类的极端，事出反常必有妖。正常人应该知道掌握做人的分寸，懂得平衡个人利益跟是非公理以及道义之间的关系，懂得何时取何时舍，这才是需要用脑用力量才能做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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