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代发展起来的师承关系在秦朝时由于严苛的律法管制和对民间不同学术思想的打击下几乎完全中断，不过秦帝国只维持了较短的一段时间，秦始皇死后各地的农民起义军很快就使这个强极一时的政权土崩瓦解。著名的陈胜、吴广率先起义的时候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很明确地表达了反对极权、独裁、专制的意愿，统治者并非天生，也不是特殊人种，我们不会永远无条件地服从，也不接受无止境的奴役。虽然陈胜、吴广的起义随即便被依然强悍的朝廷军队镇压了下去，可百姓们的反抗意志已经点燃，其势犹如天降洪水，任再多、再厉害的军力亦难于抵挡。一番乱战之后，最终以刘邦为首的刘姓家族主导，建立了汉王朝。
你们在历史记载中也很容易看到，汉朝为了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不敢再采用法家那近乎极权的官僚统治方式，而是借鉴了曾经的王国体制（道家思想的政治理念本质上就是王国时期的行政理论），继续分封诸侯管理各地方政权。开始是所有有大功劳于国家者皆可获封侯王，后来又改成只有皇室家族子孙方可授予最高爵位，结果用你们的话说就是“旧的生产关系无法满足新的生产力提出的要求”，帝国时代的生产效率远非王国时代可以比拟，各地的侯王们完全能够在短时间内积聚起大量的财富，当皇帝崇尚无为的时候，他们打算用这些富余的资财干什么呢？为民谋利当然最好，可百姓们在得利后会更加促进社会生产，产出更多的冗余财富，或者部分人对劳动消极懈怠，从此就指望着衙门里发放的东西过活，对管辖一方的统治者来说，前者不解决问题，后者纯粹给自己添堵。那个时代没有经济刺激带动科技创新的方针政策，何况商业和政治间在财富分配方式和支配权归属上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所以这些财富无论如何不能返回或滞留在民间，那样等于是在培育豪强跟自己作对。思来想去，那些侯王们似乎觉得仅剩下两件事情好做——要么把那些财富统统据为己有，整天过着奢侈腐化、醉生梦死的生活；要么训练私人武装力量，为未来给自己争取更大的权力、地位作准备。
皇帝分封诸侯的目的是为了让其对地方进行行政管理，可不是为了让他们整天寻欢作乐、欺世霸民，更不是让他们蓄养军队、伺机造反。然而不管是曾经的国家功臣还是皇子皇孙，一旦到了地方上全权自治，基本都是那副德行，少有例外，即使有个别例外，皇帝也很难放心。通讯交通不畅的年月，想要对百里、千里之外的当权者进行监督是极为困难的一件事情，作为集权者的皇帝如果因为无能把国家搞乱了，他是活该被推翻，但若由于地方执政者的欲壑难填导致国家陷于动乱，无论皇帝和百姓都不会同意的。因此，帝国时代诸侯的权力经常被一削再削，从总揽一方军政大权到只管行政税收，再到只对地方军政要员有监督、审查的权限，到最后只剩下名义上的爵位而无任何实权，汉朝先后经历了所有的这几种权力、制度变更，有时还反复调整，终于在经历了“七国之乱”后，到汉武帝时基本形成了与秦朝不大相同的一种比较温和的中央集权制度。
假借儒家的“忠君爱民”思想和法家的帝王掌握实权的制度设置，回归了中央集权制度的汉王朝国家财富空前集中，汉武帝利用这些财富一方面发展军事开疆拓土，打败了长期盘踞北方、不时侵扰边境的匈奴，另一方面派出使者与西域诸国交往，开通丝绸之路、促进商贸交流，大大增强了帝国实力和汉朝政权的稳定性。可惜，过多的财富长期聚集在一处就会滋生贪污腐败，在民间会催生出土豪恶霸，在官僚机构手里会养出贪官污吏，到了帝王之家遇上勤政有为的皇帝尚能物有所用，可时间一长好像连君王的意志都能被黄金和美色侵蚀得昏庸不堪。汉王朝在起起伏伏坎坎坷坷的发展历程中坚持了几百年，终于还是在连续出现软弱无能之君的情况下，使国家陷入了实际上的分裂状态，随着曹丕在中原称帝，东汉政权彻底灭亡。
汉王朝统治期间，社会多数时候是和平、安定的，政策也比较宽松，百姓们的生活相对富裕，跟国家的政治制度一样，民间群体自发的秩序性交流与协作机制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由于没有了战争的破坏，单纯依靠劳动和商业活动发家的名门望族开始出现，不过受到生产力水平的限制，民间豪富当时的政治势力还不大，一般对皇权构不成直接威胁，只在局部地区有一些影响，尚未达到能左右地方政权的程度，这也是汉朝可以维持那么长时间的原因之一。即便如此，民间生活的宽裕和安宁还是使社会基层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比如失德者有了更多的第二次进入社会的机会；比如一些非法或带有些许不法倾向的社会职业（下九流）开始渐渐发展起来；再比如游离于以家族模式为主流的社会生活之外的江湖人士越来越多，还有作为一种文化娱乐活动的武术开始流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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