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之琳·张充和：
你是我眼里唯一的风景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卞之琳
古有《蒹葭苍苍》中“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的追求所爱而不及的惆怅与苦闷，今有《断章》里隐隐不可说的独自感伤的相思。对心上人求而不得的感伤，从古至今都是一样，每个人都有求而不得，伤身彷徨的时候，每段情并不意味付出就会回报，你爱她，而她却心有他属……
民国的最后一位才女
想来也巧，这本书中，很多故事都提及了“张氏四姐妹”，她们的故事唯美而忧伤，又带着淡淡的书香味道，让人欲罢不能。大姐婉约、二姐端淑、三妹沉郁，而四妹最为特殊，爱自由和独立又有一点小任性。她们每一个在民国都是拔尖的才女，而其中有一位被誉为“民国的最后一位才女”，她就是张家四兰中的四妹——张充和。
其实张充和令人称道的不仅仅是文学，她的昆曲底蕴也是一流。充和与昆曲的缘分要从她的身世说起。充和出生于上海，八个月大时过继给叔祖母识修居士，此后直到十六岁祖母识修去世，期间一直在合肥生活。
充和的祖母很早就孀居，她是李鸿章的侄女，富有学识，笃信佛教，仁厚慈悲。充和自幼被祖母爱若珍宝，除了言传身教，在她六岁时祖母便重金聘请名师为她授课。她受益最深的来自于考古学家朱谟钦，朱先生为她讲授传统典籍，为她打下了扎实的古典文学基础。
张允和从小就在“庭院深深深几许”的张家老宅中念书习文，人迹罕至的藏书阁楼下，藏书楼里家具和古本书籍间的狭小空间都是她一人“进修”的宝地。
十年的私塾生活，朝八晚五的作息时间，每十天仅休息半天，只有重大节日例外，想想也觉得无聊了，不过相对于其他的孩子，充和天生就是读书的料，别的孩子犯困打盹儿时，她却在寂静的环境中，孜孜不倦地读着《论语》《孟子》《中庸》《汉书》《史记》等古书典籍。
充和十六岁时，疼爱她的叔祖母去世了，充和回到苏州父亲家，就读于父亲创办的乐益女中。比起在苏州生活的三个姐姐，她显得稍微闭塞、古旧，但难以掩盖她的学问功底和诗词才华。父亲请昆曲教师，教授《桃花扇》《牡丹亭》之类的剧目，这些剧目她在合肥祖母那里都读过，如今一听唱腔就接上了缘分，迷恋昆曲的四姐妹还成立了“幔亭曲社”，而张充和爱昆曲更甚。
不过充和并没有把昆曲作为文学的跳板，一直纯粹地爱着昆曲，幼年在私塾里研习经典，回到苏州后的恋上昆曲，都是美妙的序曲和铺垫。她的一生，最终上升为对中国最朴雅最精致的古典文化游刃有余的追求。
这样一位美丽又知性，向往自由的女子，试问谁不会动心呢？年岁青葱，花蕾绽放，不经意的她，捧诗笺诵百家，修成了美玉，长成了淑女。这时她作了一个决定：要考北京大学。不久之后，充和收到了三姐张兆和的信，上面告知了她与沈从文的婚讯，就这样充和提前一年来到北平，参加沈从文和张兆和的婚礼。
诗人与闺秀的初见
说起两人的相见，总归还是要有引荐人的，不然两人如何在大千世界里相遇相识呢？这位引荐人不是别人，正是充和的三姐夫沈从文。
那时卞之琳还在北京大学英文系就读，遇上了他仰慕已久的诗人徐志摩。而徐志摩也很看重卞之琳的才气，将其引为自己在诗界的一个同志，热心地教诲指导。由于徐志摩，卞之琳很快就与京派那一班气质峭拔、风雅的文人们熟识了，沈从文便是在这个时期结识的。
20世纪30年代初，徐志摩介绍沈从文在国立山东大学教书。卞之琳想在北平出版自己的第一本诗集《三秋草》。本是学生的卞之琳并没有什么积蓄，囊中羞涩的他想到了沈从文。于是，他就眼巴巴地跑到青岛找沈从文。
此时沈从文正着手筹备着婚事，手头也不宽裕，推诿也是情理之事，可那个年代的人身上都充斥着侠气，沈从文本就是个视艺术为生命的人，自然没有袖手旁观的道理，眉头不皱地慷慨相助，虽然沈从文的抽屉中，已经躺着八张当票了。因此，卞之琳便成了沈从文府上的常客。
1933年9月9日，从山东回到北平的沈从文，与自己倾慕已久的张兆和在北平中央公园的水榭举行了一场庄重而热闹的结婚典礼。小姨妹充和的到来令卞之琳措手不及，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就在这样一个特定的背景下蓦然发生了。
各朝各代，落魄书生爱上世家小姐的故事总在上演。《西厢记》是这样，《牡丹亭》是这样，卞之琳和张充和也是这样。
没错，23岁的诗人卞之琳，就这样恋上了大家闺秀张充和。不过此时的充和可没有心思谈情说爱，她正为北大的入学考试做着准备。当时北大入学考试要考国文、史地、数学和英文，张充和与钱钟书等人一样，在数学上得了零分，而国文却考了满分，也是偏才一枚，张充和的作文《我的中学生活》因为文采飞扬，受到阅卷老师的大加赞赏。本来在北大有一科成绩零分是不能被录取的，但试务委员会爱才心切，不得已“破格录取”了她。
那一年，除了充和之外，北大中文系只录取了两个女生。
若说第一次相见是惊叹，那么第二次便是不能自拔了。1933年初秋的一天，刚刚成为北大中文系新生的张充和，兴奋地坐在沈从文达子营住所的那棵槐树下，兴高采烈地讲述一天的见闻。
同在北大闲来无事的卞之琳，也来热闹的达子营二十八号拜访了。若说这两人在北大没有碰见我倒真难相信，不过也是，偌大的校园，若非刻意，想要碰到也非易事，更何况是不同系的两个人。
当时，巴金正作为贵客住在沈从文的家中。巴金与二姐张允和、沈从文以及其他数位相熟的文学青年，都围坐在充和的身边，听她聊得起劲。卞之琳悄悄地在稍远的地方，安静地坐下了。二姐张允和眼尖，拍着手招呼卞之琳：“来，卞同学，坐到前面来，这次二姐要给你介绍一个新同学呢。”卞之琳这才羞涩地走到了前面。
张允和给卞之琳介绍说:“这位小喇叭筒是我的四妹充和。她今年刚刚考入北大。今后，卞诗人与我们的四妹就是师兄兼老乡了。”充和大大方方地拉起卞之琳的手，轻轻地说:卞诗人，卞师兄，卞老乡，今后请多多关照!现在，你就跟我同坐一条长凳子吧!
卞之琳从来没有与青春年少的女孩牵手的经验，充和这一拉手、一套近乎，把意气风发的青年诗人弄得羞赧不已。但卞之琳回过神来时，已经猝不及防地一头坠入了一场书生与闺秀的经典爱情模式中了。
流水落花般的苦恋
不像施绛年对戴望舒，其实张充和是考虑过卞之琳的，只不过性格的明显差异，让充和望而却步。男人和女人不同，男人往往更追求一瞬间的美好，浪漫诗化，在民国有些男人甚至可以为此付出生命，而女人往往更喜欢安定的井井有条的生活，浪漫只不过是平淡生活的调味品罢了。
虽然卞之琳将这份感情隐藏得很好，但张允和对卞之琳的心思看得分明，她想玉成此事，有一次，她借了一个话题去试探充和。充和直言自己的审美观点倾向于古典，她并不欣赏卞之琳创作的新诗，认为没有古典诗词有嚼头，恐怕难以在心灵上引起共鸣。第二点就是充和认为卞之琳太嫩了，“缺乏深度”“不够深沉”“社会阅历不够”，因此让充和觉得卞之琳“有点爱卖弄”。末了，充和轻轻一笑跟二姐张允和说:“他的外表——包括眼镜在内——都有些装腔作势。”
同样都是热爱诗歌的有为青年，却因为一个喜欢现代诗，一个喜欢古典诗，就认定两人无法结成灵魂伴侣，未免有些无病呻吟。不过在卞之琳与张充和的交往中，也许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的缺憾。
1935年底，张充和忽然无端地患上了肺结核。张家的大姐元和便亲自到了北平，把充和接回了气候更为宜人的苏州老家养病。
1936年10月，卞之琳母亲病逝。卞之琳回到浙江老家奔丧。母亲入土为安之后，卞之琳始终放心不下张充和 ，专程去到苏州。回到苏州后的张充和，没有朋友相伴，日子过得倍加无趣。见卞之琳到来，心绪大快，她陪着卞之琳，游览了苏州所有的风景名胜。卞之琳见到张充和身体恢复得如此迅速，也颇感欣喜。
其实卞之琳此刻也并不好过，猝然遭逢母丧，他对于未来的际遇，产生了一种不确定的飘忽感。他竭力让自己处于一种忙忙碌碌的生活状态，陪着充和游历，无非是想多停留在她身边一会儿，但是卞之琳后来颇为自怜地说:“多疑使我缺乏自信，文弱使我抑制冲动。隐隐中我又在希望中预感到无望，预感到这只是开花不会结果。”
诗人是敏感的，总会感性地评价身边的人，他们总喜欢悲观地预料一些并不曾发生的事情，不过这一次他似乎预料到了，他和充和的结果不会美好。
1937年8月，朱光潜聘请得意弟子卞之琳为四川大学文学院外文系的讲师。1937年10月10日，卞之琳抵达成都，马上给避居在合肥老家的张充和写信，邀请充和也来成都谋求一个发展的机会。
当时，充和的二姐允和、二姐夫周有光，领着一儿一女也滞留于成都。张充和呆在家乡，眼见得战火从北方迅速向南方蔓延，觉得危局日渐。于是，她与大弟宗和，还有一个堂弟，一起离开了合肥，辗转向四川逃去。
这一路逃难，张充和走得十分艰辛，天上经常有日本飞机突如其来的轰炸，地上也时常要躲避游兵惯匪的劫掠。在战乱中人命最不值钱，路途中饿殍遍野，不断有活鲜的生命倒毙于路旁，成为无人收尸的野魂。有人易子而食，更有人为争抢吃食而杀人。充和目睹这一切，蓦然明了卞之琳情意的珍重。
到达成都后的张充和，一时未能找到合适的事情来做，就暂时借住在二姐张允和家里。
卞之琳生怕刚刚来到一个陌生环境的张充和无聊，就常常写信与她交谈。那一段时间，他们谈论的话题很广，天南地北，海宽天阔，只求能给战争气氛中的充和带去一点的安慰。
川大数位热心的教授，也看出了卞、张之间男女情爱的苗头，这给大家的生活注入了一点兴奋剂。因此，他们开始很大声地给诗人卞之琳出谋划策，撺掇卞之琳定期宴请大家，并且在酒宴上将卞、张二人作为打趣的对象。
卞之琳，本来就是一个好相处的人，对于同事们的打趣，他并没有产生不适的感觉。可是，张充和受不了这个。她自幼养成了一种清贵、独立的性子。她判定教授们在宴席上的这种行为，是“言容鄙陋，无可观听”。
一个随和，一个清冷，就如同夜色中高悬的那弯清月，照进了茶碗中初泡的新茶中。
张充和劝卞之琳不要再赶赴这种无聊的酒宴了，可卞之琳却觉得抹不开面子。一气之下，张充和便悄悄地从成都出走。第二天卞之琳找不到充和，这才意识到自己惹恼了她。经过一周的寻找，卞之琳与二姐张允和一家从别处得知，充和竟独自一人跑到青城山散心去了。
二姐张允和得悉确信，让四弟张宇和去把充和找回来。卞之琳也想一同上山赔不是，可是性格绵软的他，临出发又犹豫。而这时，充和已经出走十天了。
张宇和独自上青城山寻得四姐充和。数天后，卞之琳写了一首情诗送给充和，而充和只是望了一眼，轻轻地说了一声:“写得真好。”她对卞之琳的态度明显冷淡了许多。生气的女人要立刻去哄，卞之琳却不明白，这个木讷的小伙子并没有新月派诗人固有的浪漫气质，也打动不了充满浪漫的张充和，以至于两个人最终渐行渐远。
卞之琳没有把握住充和仅剩的好感逆流而上，在与充和情感的关键时刻，他却选择了往后退步，这一退便是一生无缘。
1938年秋，挚友何其芳和沙汀夫妇有一个访问延安的计划。此时被爱情弄得不知所措的卞之琳，当即表示自己也想同去。在卞之琳游历延安的那段日子，充和在云南一个僻静小街上，幽居了很长一段时间。她对自己支离破碎的情感，进行了一番梳理。她最后终于断定:卞之琳真的不是自己可以托付终身的男子。
其实缺乏对彼此的了解，也是他们错过的原因。如果那时卞之琳不去延安，而是直接来云南找她，一切是否会有不同？只可惜没有如果，便没有重来一次的机会。
1943年的寒假，卞之琳到重庆探访充和，充和正式而委婉地拒绝了卞之琳的感情。1947年，充和与北大西语系外籍教授傅汉思相识。一年后，充和与汉思喜结良缘，次年1月赴美定居。
五年后，卞之琳来到浙江富阳农村，参加农业合作化的运动。正值秋天，入夜的浙江乡村寂静而清明。卞之琳入宿之处，竟然是充和从前住过的闺房!旧居仍在，佳人已去。卞之琳是这样描述的：“秋夜枯坐原主人留下的空书桌前，偶翻空抽屉，赫然瞥见一束无人过问的字稿，取出一看，原来是沈尹默给充和圈改的几首词稿。”回想往事，历历在目，顿时百感交集。
1955年10月1日，经过几番犹豫之后，四十五岁的卞之琳与三十四岁的诗人青林结婚。
也许这一生卞之琳都不懂得该如何去爱张充和，他可以为她驻足，可以为她排忧，更可以为她去书写一篇篇清丽的小诗。但是他忘记了，爱一个人除了远远驻足护她的周全外，更重要的是走近她的身旁，照顾她安稳无忧。虽然不是所有的爱情都可以圆满，虽然最后并没有得到，但这并不代表他不爱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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