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自元明以来，关公事迹，由史乘而衍为演义，自人位而极为帝天，迷离惝恍，家喻户晓，俗成聚实，贤者犹不免于信奉，况已成为民俗文化之中坚信仰，普为四海同钦，须欲辨别其是非有无之际，诚无益于化民成俗之旨，且徒乱于季世神道设教之风也。
尝谓上下五千年，中国文化之人物，于史册名闻之外，而独能普遍流芳于百代，且又为后世所尽知之人物，誉圣颂帝，数不多得，文如尼山之孔夫子，固不具说。武则关、岳并称，而尤以关公为普闻，其故何哉？思之再三，俗称岳武穆独以精忠报国为典训，其量止于君臣之阃，而未能化及人伦之大者。至如世所标榜关公之忠义，则于忠道之诠释，不仅施于君臣之际，且可尽于人伦纲常之间。其于义道之影响，且可概于朋友之适而及于社会之则。是诚春秋大义之微旨，故关公之典范，终能由人道而臻于神明之尊，岂偶然哉？非徒然也。
孟子有言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以之律于关公生平之尽心志节，诚如孟子所言前二者之实，后四者之基。若夫身后之修，抑为精诚之渐进，或为聪明正直，死而为神之美崇，洵有不可知者。佛曰：不可思议，亦其斯之谓耶？
论者有曰：征之史实，演义之说关公事迹，不可尽信，且其为人所盛传徐州依曹之玷，计较马超之忌，拒绝孙吴之执，以及荆州之失，其可议者殊多，曷足以当武之圣者之誉乎？曰：此亦有说。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况陈寿之撰，依违曹魏而轻议蜀汉，亦理所必至，事有固然也。
然寿之史传曰：
初，曹公壮羽为人，而察其心神，无久留之意。谓张辽曰：卿试以情问之。既而辽以问羽。羽叹曰：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辽以羽言报公。公义之。及羽杀颜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赏赐。羽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于袁军，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为其主，勿追也。
即此而观陈寿之微言，于关公之志节神采，及其进退权宜之际，情至义尽，从容不迫，固深得于《春秋》大义之旨，岂可以古文简略其叙述而诬以依曹为失节耶！故罗贯中之作《演义》，衍其内蕴，虽非信史，亦无溢美史迹之誉。《易》曰：“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此诚万古纲常之典范，美哉其人是之足以谓之神也！
寿传又曰：
闻马超来降，旧非故人，羽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亮知羽护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黔、彭之徒，当与益德并趋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
后之论者，据传所谓“亮知羽护前”一语，谓公有忌才之嫌。复以“省书大悦，以示宾客”，量其器度之不广。殊不知公与刘先主，崛起草莽，世途之辛苦艰难，人情诚伪莫测，备尝备知。方其独当一面，威负重镇，乍闻西陲降将，而又非创业故旧，衡之国策，岂可不有此一问，以定全面战略之机，何忌之有？至于传称“亮知羽护前”者，盖谓诸葛亮深知公情重故旧，嫌疑新降之意，故以老友轻松游戏之笔，以释其疑。书称“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足以见诸葛孔明与公情谊之亲切，故出之于戏言之句，因之而有公之“省书大悦，以示宾客”之举。实非器局狭小之态，洵为君臣朋友相得无间之情事。倘徒依文解义，不究其微言之妙，则其诬也，固亦当然矣！
至若其拒婚孙吴，则在陈寿之传，及典略所载，固已详述。当是之时，公“威震华夏，曹操议迁徙许都，以避其锐。”可见孙吴之议和，仅为权谋而诡计，则公之拒婚，义固当然也。况孙吴前有婚盟于刘先主，而终亦以违亲亲为诡谋，前车覆辙，殷鉴不远。此公固知和亲于吴之不足恃，拒婚于孙吴亦不足恃。公谊私情，两皆无益，当机在局者应所深知，殊非千载以后可轻议得失也。
及其荆州之失，固又出于孙吴之渝信背盟，又复牵掣于故旧将校，糜芳、傅士仁等辈之变志投敌，虽有“间谋”失察之嫌，而古今至诚直道之君子，往往祸起萧墙，困厄于亲信旧谊之间者，史实难以胜数，此所以读史者每为千古人心险恶易变而掩卷长叹者，虽曰人事，岂非天命哉！
蜀记有曰：
公初出军围樊，梦猪啮其足，语子平曰：吾今年衰矣，然不得还江表！
观此，此非公已预知时至，其亦生而神灵者乎！今为辑印此图书，并附论及之。近者，世俗传称，天志易运，民封神榜曰“关圣大帝”，且非民心即天心，神由人兴之意欤！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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